价格型数量型货币政策

Ⅰ 如何知道货币和信用的紧与宽

多看我近期关于货币政策的观点

从时间的视角来看。

货币政策只看某时点并不好判断，需要有对照，所以说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就放宽松了，疫情前和疫情后货币政策一对比，很明显的现在宽松。

再比如我们看美国。美国在疫情前有过加息操作，那时候货币政策就在慢慢收紧，但美国经济立刻恶化，于是又降息，即货币政策又宽松了。那么在看现在的美国货币政策，很轻松的就能判断其货币政策无比的宽松。

看利率！

利率高，说明市场上缺钱，要用高利率才能拿到资金。这时候政策就是偏紧。

利率低，说明市场上不缺钱，资金的成本就低，这时候政策就是偏松。

比如从2018年到现在，余额宝等货币基金产品的收益率从4.4%，降到了1.4%。说明一路在偏宽松。

而且通过利率走势，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松，什么时候紧。

下面是余额宝的收益率变化情况。

可以看到2018年是明显下滑，当时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货币政策适当宽松，帮扶实体经济。2020年又一波明下降，因为新冠疫情冲击，货币政策适当宽松，给企业提供资金，帮他们渡过难关。

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当前国家采取的是宽货币，紧信用的政策。

宽货币是说宽松基础货币M1的投放，基础货币是由央行发行的，不直接产生 社会 负债的货币。这里对叠加一个概念，数字货币，我们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在2020年会推出，这个并不是比特币等区块链产品，而是一种电子现金，起到的作用跟现金一样。

平时我们从银行存款中取出现金就意味着银行存款降低，流通现金增加，如果是银行存款（刷卡消费），就意味着我们个人资金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流转，始终在银行体系循环。但是如果变成现金消费，就意味着脱离了银行账户，每个人持有的现金最终都是由中央银行负责。

紧信用就是去杠杆。2019年我们的社融增加有限，而且社融的结构在调整，间接融资变直接融资趋势很明显，信托贷款占比逐渐降低，人民币贷款虽然一直再增加，但是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增加比例更大。2020年，间接融资比例会进一步压缩，具体表现应该是不断压缩杠杆，部分企业如果不能低息拿到融资，会选择让渡股份，做大资本市场。在这个前提下，资质好的央企和行业龙头获取信贷的成本会更低，反过来能提升行业集中度，未来三年存量竞争，集中度提升将会在各个行业的股票市场上给予投资机会。

货币政策传导可以分为五大渠道，分别为信贷传导渠道、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汇率传导渠道以及预期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分狭义及广义 ，前者强调货币供给，即央行通过调控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改变银行贷款能力，后者强调货币需求，即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影响企业和居民的投资消费行为，带来总产出变化。 “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 ，强调心理预期因素，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影响企业资产重置活动以及居民消费意愿。 “汇率传导渠道” ，核心是一国利率变化通过利率平价影响本币汇率，进而通过净出口影响产出。 “预期传导渠道” ，指央行通过市场沟通增强公众信任度，稳定预期，从而提升货币政策的操作效果。 从重要性来看，五大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信贷传导渠道和利率传导渠道为主，分别对应货币政策的数量型调控及价格型调控，而资产价格、汇率以及预期传导渠道则更加偏重与其他渠道发生协同作用，共同影响产出。

金融危机后至2018年，我国主要经历了三次经济下行期，均对应货币政策宽松周期，但宽货币到宽信用再到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却逐步减弱，货币政策传导更加困难。 第一轮为2007年三季度至2009年二季度，第二轮为2011年二季度至2012年四季度，第三轮为2014年三季度至2016年四季度。 总结三轮宽货币到宽信用周期：一是货币政策的反应越来越及时 ，从经济开始下行到宽货币政策出台的时滞在逐渐缩短，三轮时滞分别为5个季度、3个季度、2个季度。 二是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传导时滞逐渐拉长 ，第一轮和第二轮宽货币都几乎同步传导至宽信用，而第三轮传导的时滞为2个季度。 三是宽信用到实体经济的传导速度逐渐变慢 ，三轮时滞分别为2个季度、3个季度、5个季度。

通过计算三轮宽货币周期中，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发现：

1）信贷渠道与经济增长整体相关性最高，但传导效率逐步下降。 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宽信用传导高度依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有效性的下降，是导致宽货币难以传导至宽信用的主因。

2）利率渠道有效性低于信贷渠道，但重要性与日俱增。 受益于利率市场化的持续推进，短期政策利率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效率日益提升。

3）资产价格渠道的有效性低于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但有明显改善趋势。 我国资本市场近年来快速发展，已成为企业融资和居民资产配置的重要渠道，对于投资及消费的影响力日益显著。

4）汇率渠道传导效率较低，但逐步改善。

5）预期渠道影响力不断提升。

2018年以来，我国进入第四轮货币宽松周期，但企业融资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未显著下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成为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具体来看：

1）信贷渠道总量传导通畅，但存在结构性失衡。 信贷需求方面，过去作为加杠杆主体的基建及房地产行业杠杆上行空间有限，民营小微企业抵押品少，难以获得银行融资；信贷供给方面，中小银行资产质量及资本补充压力均较大，放贷意愿不足。

2）利率市场化仍未完成 ，政策利率对银行间市场利率、交易所市场利率、贷款利率及非标利率传导效率依次递减，官定基准利率的存在，导致利率调控难以实质影响与企业融资最为相关的贷款利率。

3）资产价格渠道传导动力不足 ，一方面房价受金融周期及房地产调控制约，另一方面股票市场制度建设仍有待完善，且在实体经济盈利暂未明显改善的情况下，难以发挥正强化效应。

4）汇率渠道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增加出口不确定性。

5）预期渠道基本通畅 ，市场信任度较高。央行不断提高与市场沟通的频率及深度，对于市场预期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从当前五大货币政策渠道的传导情况来看，信贷渠道仍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当前我国信贷渠道传导面临两大阻碍，一是我国金融周期进入下半场，二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1）金融周期进入下半场，信贷渠道疏通难度加大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日欧均在金融周期下半场遭遇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难题。 我们对三大经济体分别选取了一段金融周期下行期，美国为2007年至2013年，日本为1990年至2006年，欧元区为2008年至2015年。 从共性来看，在金融周期下半场，三个案例中信贷渠道传导均受阻，各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均不同程度增加了数量型政策工具。从个性来看，美国复苏最为成功，而日本陷入“债务—通缩”循环，欧元区复苏缓慢、效果不佳，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对信贷渠道的修复效果不同。日本及欧元区应对危机的力度和反应速度均不足，量宽政策推出迟缓。

信贷供给方面，未及时救助金融机构，银行不良率快速攀升，风险偏好降低。信贷需求方面，除政府部门加杠杆外，居民和企业部门去杠杆进程缓慢，债务负担过重，收入增长前景低迷造成偿债能力不足，迟迟难以再度加杠杆。 而美联储应对危机反应迅速，15 个月内迅速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0.25%，且三轮量宽政策陆续推出。 信贷供给方面，美联储直接购买金融机构风险资产，转移不良债权，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快速出清。信贷需求方面，首先政府部门大幅加杠杆，对冲企业及居民部门去杠杆冲击，随着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去杠杆充分，企业部门再度实现加杠杆，经济稳步复苏。此外，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使得利率传导渠道也能较快传导至企业融资成本，实现“利率+信贷”渠道联动。

2016年以来，我国金融周期从顶部开始下行，资产价格整体承压，信用扩张动力不足，一方面不良资产压力加大，同时金融监管趋严，中小银行经营承压，利润增速下滑，资本补充难度提升，信贷渠道受损，放贷意愿较弱，另一方面，企业及居民资产负债表有所恶化，信贷需求降低，信贷渠道传导的难度确实较大，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降低。

2）金融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在金融供给侧方面，我国当前还存在金融供给难以匹配金融需求、金融结构难以匹配经济结构的问题。首先从总量上来看 ，我国宏观杠杆率处于高位，尤其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杠杆过高，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 其次从结构上来看 ，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较低，且发展不充分；间接融资中以银行为主，其他金融中介占比较低；银行中以大型银行为主，缺乏定位于专注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在这种金融结构下，我国金融供给具有风险偏好低、重抵押物、风险识别能力弱等特点，有效支持了过去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消费、创新、中小企业成为主要驱动力，具有轻资产、高风险等特点，金融需求变化后，金融供给转变缓慢，滞后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亟待进行系统性金融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以信贷渠道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定程度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部分实体领域融资困难，货币政策应该从数量型调控向“数量和价格并重、逐步推动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到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

从我国以及国际经验来看，以信贷渠道为主的传导机制和以利率为主的传导机制对于经济有着全然不同的影响。 以信贷渠道为主的传导路径 在发展中经济体大都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能够有效引导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重要部门，政策效果立竿见影。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演化，信贷渠道弊端开始显现 ：

（1）对实体经济传导方面 ，易成为货币当局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恶化实体经济固有问题，大量的金融资源集聚造成人才资源倾斜，研发密集型及创新型产业生产率受到拖累，经济结构及韧性受到深远影响；

（2）对利率渠道联动方面 ，由于信贷渠道仅能调控货币供给，难以控制货币需求，造成利率波动加剧，抑制实体经济投资及消费需求；

（3）对资产价格渠道联动方面 ，由于广义信贷渠道与房地产价格息息相关，两者传导叠加易形成倍数效应，滋生房地产价格泡沫；

（4）中介目标有效性方面 ，由于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发展，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实体经济相关性均不断下降，难以形成有效调控。

而以利率为主的传导路径能够有效增强市场化资源配置，弥补信贷渠道不足，传导机制更加灵活 ， 具体来看：

（1）对实体经济传导方面 ，实践经验显示，利率渠道的传导有助于延长经济复苏时间，一方面由于利率渠道对于其他渠道的联动效应更加明显，兼顾内需及外需，另一方面利率渠道对于实体经济的传导具有普惠效应，更有利于支持新兴产业增长，缓解结构性问题，适合转轨经济体转向高质量发展诉求；

（2）对资产价格渠道联动方面 ，与信贷渠道传导相比，利率渠道更有利于股票市场，一是在估值层面提升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价值，二是在基本面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盈利。成熟的股票市场更符合新兴产业融资需求，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3）对汇率渠道联动方面 ，短期的低利率带动本币贬值，可通过刺激出口提升经济恢复动力； （4）中介目标有效性方面 ，价格型中介指标可测性、可控性及相关性均较好，可以随时观测，及时评估货币政策效果，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及可信度。 而利率渠道同样存在局限，主要体现在难以有效调控信贷渠道传导 ：在经济过热时，利率渠道的传导难以管控信用投放，连续加息的滞后效应又易戳破资产泡沫，在经济萧条时，单一的利率调控难以修复信用，延缓经济复苏。 所以在金融周期下半场，仍需搭配数量型货币政策修复信贷渠道，并且要从信贷供需两端同时发力 。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动力已经具备，然而向价格型调控转型条件仍有待成熟 ：

（1）首先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金融产品发展深度相对不足，金融市场利率传导存在摩擦和障碍，短期向长期利率传导不畅；

（2）其次 ，当前我国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贷款及非标市场间利率传导存在割裂；

（3）最后 ，我国实体经济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是疏通利率传导机制的重要障碍，造成相关领域对利率变化不敏感，挤占金融资源，民营、小微企业难以获得充分的融资支持。 未来在积极疏通利率传导渠道的同时，也要兼顾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 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拉动经济增长依然较为依赖投资，预算软约束部门依然挤占部分金融资源，金融市场深度及广度不足，利率渠道短期难以实现完全疏通，此外金融开放步伐有所加快，要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以及利率市场化推进的节奏。因此，未来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仍面临诸多重点和难点，需要各方面协调配合，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厘清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隔离政府与企业信用，弱化预算软约束预期，实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

针对目前金融供给侧结构的问题，未来政策要在以下几方面着重发力：

第一，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有效稳住宏观杠杆率 ，管好货币总闸门，严控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过快增长，巩固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

第二，要改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供需结构 ，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从银行行为出发，完善金融机构正向激励，引导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民企、小微企业和新兴科创企业。

第三，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体系 ，推动金融机构差异化定位，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借力金融 科技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手段，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便利度，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及风险识别能力，改善过去服务中小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服务小微及民企客户的收益风险比。

第四，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发展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推动科创板和注册制落地，建立完善的退市机制，大幅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完善债券市场结构，改善金融机构和市场结构，对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进行补充。

第五，加大金融改革开放力度 ，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发挥“鲶鱼效应”，为微观主体注入改革与发展活力。

新闻联播

主要看央行的动作，比如央行的回购与逆回购等。如果是加量投放逆回购，资金面将大概率趋于宽松。

Ⅱ 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分别包括哪些

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公开市场。
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再贷款)政策和信贷政策四种。

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指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微观主体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使得微观主体根据宏观调控信号调控自己行为(例如调整汇率)。
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指控制货币供应数量的调控工具，基本由中央银行进行主导调控，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大小来调控宏观经济(例如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冻结部分流动货币，反之则增加流动货币的数量)。

Ⅲ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不同货币政策及其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基础在石家庄组建成立，开始发行人民币作为法定本位币，新中国成立之初完成了全国货币的统一，建立起了统一、垂直领导的国家银行体系。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兼负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既是行使货币发行、金融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又是从事信贷、储蓄、结算、外汇等商业银行业务活动的金融机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货币、信用、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居于从属、次要的地位，虽然实际上也存在有关货币政策这样性质的问题，但对经济的发展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因而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政策。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货币政策”这个词也极少提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转轨，同时金融体系也开始朝着机构多元、门类多样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职能与具体金融业务的分野日渐清晰。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以加强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和综合平衡，更好地为宏观经济决策服务。从此开始探索建立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调控管理框架。特别是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我国基本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随后，针对经济金融领域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货币政策又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调整和创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此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货币政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货币政策目标方面，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正式确立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沿用了“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表述。在这一时期，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开始逐季发布三个层次（M0、M1、M2）的货币供应量数据。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开始注重采用间接工具和国际通行的政策工具来进行宏观调控。1994年10月开始办理再贴现业务，再贴现逐步成为一种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自此以后，中央银行通过增减贴现额度、放松或收紧再贴现条件、调整再贴现率、选择再贴现对象等手段灵活地进行货币量调控。同时，中央银行开始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收放货币供应和调节利率水平，包括1994年4月开始的外汇公开市场操作、1996年4月开始的国债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后来的政策性金融债、央行融资券等证券的公开市场操作。除此以外，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已有的中央银行贷款制度和存款准备金制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经济形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这在客观上要求货币政策进行主动适应和转型调整，由此导致货币政策呈现一些新的特征。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多元且相机变化。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单一目标”取向，但在近年的实践中，我国货币政策追求的最终目标却较为多元，包括维护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推动改革开放和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等等。而且在不同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不同目标的相对重视程度会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相机调整。例如，当通货膨胀压力较大时，会调高物价稳定的权重；当外部冲击来临时，会调高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权重；当资产价格大幅变动时，会调高金融稳定的权重等。其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过去较长一个时期，中央银行主要盯住广义货币量（M2）、社会融资规模、新增贷款及其增速等数量型中介目标。随着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日趋复杂化，中央银行跟踪监测、准确调控货币信贷数量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货币信贷数量与经济增速、通货膨胀、金融稳定之间的相关性也在逐渐弱化，所以，提高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制放开之前，中央银行关注的价格型中介目标主要是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利率管制放开之后，充当中介目标的主要是货币市场利率。

Ⅳ LPR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工具

LPR是数量型工具。

LPR，即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由具有代表性的报价行，根据本行对最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公布的基础性的贷款参考利率，各金融机构应主要参考LPR进行贷款定价。

总的来说，数量型工具主要是工具总量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对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主要经济变量。

价格工具主要是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微观主体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是微观主体根据宏观调控信号调整自己行为。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工具，货币当局则根据他们的反应对未来行为再进行调整。

而LPR明显是影响主要经济变量，所以LPR是数量型工具。

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不同

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都属于货币政策的分类，都属于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用以达到特定或维持政策目标———比如，抑制通胀、实现完全就业或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正处于汇率改革的关键时期，利率的走势应该服务于汇率改革，为汇改创造一个平稳的、收益率略低的利率环境，既然利率型工具有如此大的振动幅度和如此长的作用周期，那么对于利率工具的选择就需要慎重，防止利率因为大幅度波动而削弱政府部门制定的利率政策的效果。

Ⅳ 货币政策是数量型有效还是价格型有效

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公开市场。
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再贷款)政策和信贷政策四种。

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指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微观主体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使得微观主体根据宏观调控信号调控自己行为(例如调整汇率)。
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指控制货币供应数量的调控工具，基本由中央银行进行主导调控，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大小来调控宏观经济(例如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冻结部分流动货币，反之则增加流动货币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