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整体环境

㈠ 我国上市公司为何偏好股权融资

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股权融资成本低且风险小

上市公司在选择融资的方式时，最先考虑的就是融资的成本。由于我国很多企业都处在成长发展期，可能无法承受债务融资的高成本和高风险，所以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会优先选择股权融资，尽管可能债务融资可以起到抵税的作用，但是相比不能偿债带来的风险，上市公司选择了更为保险的一种方式方法。相对应的，股权融资虽然也有自己的风险，比如会导致母公司的控制权下降等等，但是不必每年都分红的弹性规则还是被众多上市公司青睐。但是根据我国特有的国情，我国上司公司股权融资的成本实则是比债务融资成本高的，相关学者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量：

1.上市公司分配的现金股利少。在我国，不分配股利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使分配股利也是以股票股利居多，现金股利很少，因此，股利支出并不会对我国上市公司形成太大的成本。

2.我国上市公司大都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股一直处于控股地位，形成“一枝独秀”的股权结构，所以传统上认为的股权融资控制权削弱成本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几乎为0。

3.上市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偏高。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发行价格普遍高于股票自身的实际价值，股票的市盈率(P/E)维持在高水平，因此公司通过股票融资能获得更多的可用资金，进而降低了融资成本。

我们再来讨论债务融资，一方面债务人对债务的融资有诸多使用用途的限制，使融资方在公司诸多发展方面都会显得蹑手蹑脚，银行对于贷款的很多限制性条款，让企业感到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一旦融资方没有及时偿还借款，比如周期性的经济不景气等原因，银行出于利己的角度，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债权保全，企业将会面临破产的风险。而股权融资使得公司拥有一笔永不到期的自由支配的资金，股权融资的这种“软约束”特征实际上也降低了资金成本。

(二)股权结构不合理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股票种类过多，有内资股和外资股，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国家股、法人股和职工股，A股、B股、H股和N股等;第二，股权高度集中。公司的股权基本上由前三大股东控制，控制权达到40%以上，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故而融资决策显然由大股东操纵。由于股票发行造成的高溢价会提高公司的净资产，所以被大股东所偏好，而债务融资造成的经营性约束会给他们的经营带来压力，这也导致了大股东对债务融资的厌恶态度。

(三)内部人控制严重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内部人控制”，公司的管理层实际上控制着公司，而股东的权力受到削弱甚至被架空。我国上市公司大都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股“一股独大”，由于所有者缺位和代理链过长，国有股难以有效的行使股东权利。同时，我国的股市波动性比较大且通常不符合情理，实质上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价值投资，股权融资的投资方大多也是出于短期利益的考虑，不会对公司的实质性经营提出建议，而只是选择用脚投票，即一旦被投资企业不符合自身的利益考量，就会选择抛出股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司的决策很多时候是由管理层一手决定的，企业的决策丧失了所有权人的监督，管理层的目标难免会与公司利益相悖，即会出现代理人问题。由此会导致公司可支配的现金流减少，损害管理层的在职消费利益等，而且债务融资会加强债权人对管理层的监督，一旦公司不能偿还到期利息并最终导致破产时，管理层的利益将会消失殆尽，所以管理层在本质上是厌恶债务融资的。相比之下，股权融资则赋予管理层更多自由支配现金的权利。

(四)债券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不发达

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下，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多样化的融资方式来优化资本结构，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融资方式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状态。股票市场门槛低且进出自由化程度高，政府监管不到位，上市公司信息的公开性和真实性也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决策者可以通过内部消息赚取超额收益。与此同时，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缓慢，企业债券的发行相当严格，审批程序复杂，加上我国商业银行的功能尚未完善，政府对商业银行利率的干预性强，商业银行对长期借贷十分谨慎，公司为了筹集长期资金，就不得不求助于股权融资了。

拓展资料：

股权融资是指企业的股东愿意让出部分企业所有权，通过企业增资的方式引进新的股东，同时使总股本增加的融资方式。

股权融资所获得的资金，企业无须还本付息，但新股东将与老股东同样分享企业的赢利与增长。

㈡ 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中小银行业主要上市公司：目前我国中小银行的上市公司主要有：浦发银行(600000.SH);招商银行(600036.SH);兴业银行(601166.SH);中信银行(601998.SH);民生银行(600016.SH);光大银行(601818.SH);平安银行(000001.SH);华夏银行(600015.SH);北京银行(601169.SH);盛京银行(HK.02066);重庆银行(601963.SH);宁波银行(002142.SZ);广州农商行(01551.HK);重庆农商行(601077)。

本文核心数据：新三板发行规模;私募债行规模;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疫情常态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下降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急剧下降，据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1季度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需求指数波动下降，截止2021年1季度，中小企业贷款需求指数分别下降至62.3%和72.3%。

—— 以上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中小银行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

㈢ 目前上市公司的融资手段有哪些主要又靠哪些方式为主

目前上市公司普遍使用的再融资方式有三种：配股、增发和可转换债券，在核准制框架下，这三种融资方式都是由证券公司推荐、中国证监会审核、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和发行价格、证监会核准等证券发行制度，这三种再融资方式有相通的一面，又存在许多差异：
1．融资条件的比较
(1) 对盈利能力的要求。增发要求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若低于6%，则发行当年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应不低于发行前一年的水平。配股要求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而发行可转换债券则要求公司近3年连续盈利，且最近3年净资产利润率平均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公司可以略低，但是不得低于7%。
（2）对分红派息的要求。增发和配股均要求公司近三年有分红；而发行可转换债券则要求最近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应有现金分红。
（3）距前次发行的时间间隔。增发要求时间间隔为12个月；配股要求间隔为一个完整会计年度；而发行可转换债券则没有具体规定。
（4）发行对象。增发的对象是原有股东和新增投资者；配股的对象是原有股东；而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对象包括原有股东或新增投资者。
（5）发行价格。增发的发行市盈率证监会内部控制为20倍；配股的价格高于每股净资产而低于二级市场价格，原则上不低于二级市场价格的70%，并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价格以公布募集说明书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平均收盘价格为基础，上浮一定幅度。
（6）发行数量。增发的数量根据募集资金数额和发行价格调整；配股的数量不超过原有股本的30%，在发起人现金足额认购的情况下，可超过30%的上限，但不得超过100%；而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数量应在亿元以上，且不得超过发行人净资产的40%或公司资产总额的70%，两者取低值。
（7）发行后的盈利要求。增发的盈利要求为发行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前一年的水平；配股的要求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而发行可转换债券则要求发行完成当年足以支付债券利息。
2．融资成本的比较
增发和配股都是发行股票，由于配股面向老股东，操作程序相对简便，发行难度相对较低，两者的融资成本差距不大。出于市场和股东的压力，上市公司不得不保持一定的分红水平，理论上看，股票融资成本和风险并不低。
目前银行贷款利率为6.2%，由于银行贷款的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很低，若以0.1%计算，其融资成本为6.3%。可转换债券的利率，一般在1%-2%之间，平均按1.5%计算，但出于发行可转换债券需要支付承销费等费用（承销费在1.5%-3%，平均不超过2.5%），其费用比率估计为3.5%，因此可转换债券若不转换为股票，其综合成本约为2.2%（可转换债券按5年期计算），大大低于银行贷款6.3%的融资成本。同时公司支付的利息可在公司所得税前列支，但如果可转换债券全部或者部分转换为股票，其成本则要考虑公司的分红水平等因素，不同公司的融资成本也有所差别，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3．优缺点比较
（1）增发和配股
配股由于不涉及新老股东之间利益的平衡，因此操作简单，审批快捷，是上市公司最为熟悉的融资方式。
增发是向包括原有股东在内的全体社会公众发售股票，其优点在于限制条件较少，融资规模大。增发比配股更符合市场化原则，更能满足公司的筹资要求，但与配股相比，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都是股权融资，只是操作方式上略有不同。
增发和配股共同缺点是：融资后由于股本大大增加，而投资项目的效益短期内难以保持相应的增长速度，企业的经营业绩指标往往被稀释而下滑，可能出现融资后效益反而不如融资前的现象，从而严重影响公司的形象和股价。并且，由于股权的稀释，还可能使得老股东的利益、尤其是控股权受到不利影响。
（2）可转换债券
可转换债券兼具股票和债券的特点，当股市低迷时，投资者可选择享受利息收益；当股市看好时，投资者可将其卖出获取价差或者转成股票，享受股价上涨收益。因而可转债可认为是一种“推迟的股本融资”，而对上市公司来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优点十分明显：
首先，是融资成本较低。按照规定转债的票面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若未被转换，则相当于发行了低利率的长期债券。其次，是融资规模大。由于可转换债券的转股价格一般高于发行前一段时期的股票平均价格，如果可转换债券被转换了，相当于发行了比市价高的股票，在同等股本扩张条件下，与增发和配股相比，可为发行人筹集更多的资金。再次，业绩压力较轻。可转债至少半年之后方可转为股票，因此股本的增加至少有半年的缓冲期，即使进入可转换期后，为避免股权稀释得过快，上市公司还可以在发行公告中，安排转股的频率，分期按比例转股。股权扩张可以随着项目收益的逐渐体现而进行，不会很快摊薄股本，因而避免了公司股本在短期内的急剧扩张，并且随着投资者的债转股，企业还债压力也会逐渐下降，因而比增发和配股更具技巧性和灵活性。
但是，可转债像其它债券一样，也有偿还风险。若转股不成功，公司就会面临偿还本金的巨大风险，并有可能形成严峻的财务危机。这里还有一个恶性循环问题，转股未成功的原因必然是股价低迷，而股价低迷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公司业绩滑坡，若此时必须偿还本金，公司财务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

㈣ 为什么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深度解析

中国上市公司融资时普遍首选股权融资，而较少采用债务融资，表现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例如，中国上市公司热衷于首次公开发行、过度使用配股额度与价格等。股权融资偏好虽然是企业融资行为的一种，但却是一种极端的融资行为，而且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已经对其健康成长乃至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股权融资偏好，这似乎表明股票融资比债券融资更有利。但是从传统的融资结构理论来讲并非如此，企业发行债券的综合成本应该更低，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上市公司如此偏好股权融资呢？这构成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之迷”。 制度因素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主要背景的渐进式经济转轨，其实质是一场复杂的制度变迁，而证券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本身就是这场制度变迁中的一部分。因此，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尚属于一种筹资制度而非投资制度安排，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一些反常行为则可以解释为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制度建设尚不完善所致。上市公司理所当然利用一切制度许可的方法来合理合法地筹集资金，而置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于不顾。进一步从制度性因素的角度去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原因，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股权融资软约束。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相当低，即使这个很低的成本也没有硬约束。因为上市公司具有充裕的权益资金，在现有资本市场弱有效与投资理性不足的情况下，股权融资成本是一种软约束而带来的软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零成本。这些与政府关于股利的政策与规定的缺陷，以及会计制度的不严格有关。相比之下，债务融资成本是一种硬约束，而且债务融资中的长期负债成本比流动负债成本又高得多。 第二，股票发行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近年来，中国股票市场发行体制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原来的“额度控制，行政选择”的审批制过渡到现在的核准制，股票市场的发行体制已逐步实现了市场化。但中国的核准制过多地强调人为因素，而非市场因素，而且中介机构的作用没有得到实质性加强。这导致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中的许多问题，如扭曲资源配置、诱发违规行为、增加交易成本等。由于制度惯性的存在，上市公司把配股、增发新股等当成管理层对其经营业绩好的一种奖励。因此，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不顾融资成本，不创企业价值，而只是为了获取额度“制造出”好的、符合配股或增发新股的业绩。 第三，对上市公司考核制度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使公司不注重优化融资结构。上市公司的管理目标应该是实现股东利益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但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及投资者衡量企业经营业绩，依然习惯以企业的税后利润指标作为主要依据。企业的税后利润指标只考核了企业间接融资中的债务成本，未能考核股权融资成本，即使考核也很低，甚至为零。因此，上市公司总是厌恶债权融资而偏好股权融资。这种以利润为中心的效益会计核算体系已经不能完全反映上市公司的管理及经营业绩。 产业因素企业的产业特征也是影响其融资偏好的重要因素，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所面临的产品市场的竞争不同，而产品市场竞争通过影响上市公司收入来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与融资选择。 产业因素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 按照生产配置资源原则，资金理所当然地会流向那些经营能力高、业绩成长性好的公司。但在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中，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属于相对成熟、成长性有限的公司，却符合增发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给予他们增发资格，显然并不是资金的有效率配置。另外还有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募集资金的使用问题。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符合法律法规与信息披露的要求下，原则上，募集资金的使用属于上市公司自主权的范围，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以及资产结构的调整要完全取决于股东的意愿。但是，在中国证券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过于宽松的增发约束容易导致上市公司对广大投资者的欺诈或其他违规行为，管得多了又违背市场经济的准则，如上市公司由于激烈竞争导致行业的利润率较低的情况下，即使有好的投资项目也不能融资是一种很大的效率损失。同时，过多地强调募集资金主营业务方向的使用比例，容易导致产业结构固化的结果等。因此，在转型期的证券市场监管应该持有一个动态调整的政策以适应转型期的产业组织变化。 中国的产业组织在激烈变化之中，表现出一种利润率随企业规模增加的现象。从融资的角度来看，大企业的融资条件更为便利，因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这表现为大企业可以有足够资金进行研发、市场开发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组织与融资结构之间的互动是影响融资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例如家电行业，一方面，由于竞争的加剧，利润率越来越低，资金利润率低于债务利率，如果采用债务融资，很容易陷入财务困境，而且收益不稳定，面对着包括需求不足、消费偏好转换和同类产品竞争，以及产品快速更新换代的技术风险；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技术进步加快，企业要保持竞争力，需要加大研发的投入，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因此企业需要持续投资，开发新产品，升级产品及制造工艺，提高制造效率降低成本，争夺市场份额。而且研发的投入数量大，风险大。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这些行业的企业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困境，必然减少债务的融资量。 在竞争激烈、价格战频繁的行业，企业当前资本结构将影响后续产品市场竞争能力。高财务杠杆对企业后续投资能力与价格战的财务承受能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使得公司处于经营与战略上的劣势。仅经营效率高并不能保证企业生存，只有经营效率高兼备与财务资源充足，即财务杠杆低的企业才能长期生存。当前选择股权融资有助于在盈利能力与现金流下降时，保持再投资能力；更进一步，如果竞争对手选择股权融资，选择债务融资可能会促使竞争对手发动价格战、营销战来逼迫企业退出。而垄断性行业，例如公用事业，产品不存在研究开发、更新换代和市场营销问题，收益的风险主要来自需求不足，而不是竞争。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比较稳定，利润率较高而且稳定，债务融资一般不会导致财务困境。所以这些行业可以用债券融资来支持企业的发展。 产业分布与企业融资行为关系① 以1995-2003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所有数据除了另有说明外，均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研究(CSMAR)数据库。在研究不同行业的融资结构是否存在差异时，选用的数据是2000-2003年的加权平均资产负债率，样本行业中剔除公司数少于20家的行业。为了使计算结果不受异常值的影响，除了另有说明，我们把总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和被列为“ST”和“PT”公司，以及数据库中资料不详的公司剔除在样本公司之外。 表1显示，资产负债率较高的行业有房地产业、建筑业、批发及零售贸易业，其平均资产负债率均在50%以上；而近几年的数据在50%以上的行业有信息技术业；总资产负债率较低的行业有采掘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社会服务业以及传播与文化产业，这些行业的年平均资产负债率都在40%以下，采掘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最低，这是由于前五个行业为固定资产需求很高、经营稳定的传统行业，因而负债比率也较低。后两个行业为投资需求较少的服务业，因而负债较低；其他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介于两者之间，即在40%-50%之间。可见，各个行业的负债水平都与其行业特征相一致。各行业负债的相对水平也大都和Bradley等(1984)对美国的研究相一致，但其中公用事业在美国属管制行业，负债率较高，而中国的水电煤气生产供应业却负债率很低，原因可能在于中国这些行业受管制较少而利润较高，稳定的高利润使公司负债较少。 不同行业总负债率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进一步检验不同门类总负债率间的差异性时发现，除了农林牧渔业与社会服务业、社会服务业与综合类、制造业与信息技术业、制造业与社会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水供应业与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与社会服务业、信息技术业与综合类、批发和零售贸易与综合类、房地产业与综合类之间的资产负债率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以外，其他部门之间的资产负债率均存在显著性差异。综上所述，在不同产业结构下、不同财务杠杆下，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差异性显著。公司所属行业是决定公司融资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产业特征因素或是行业因素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 股权结构因素 上市公司融资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还受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股权结构相当复杂。上市公司的股份除了公开发行与交易的社会公众股外，还有内资股与外资股，流通股及非流通股，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及转配股，A股、B股、H股及N股等区分，且呈现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等状况。表2显示，1995-2003年中国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重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而且还略有下降。在总股本中还有近三分之二的股票不能上市流通，股权过分集中。 我们用上市公司前三大股东持股比率来衡量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情况。表3、表4显示了1995-2003年间实施配股的上市公司、1998-2003年间实施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状况以及同期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总体状况。结果表明：1995-2003年，配股公司前三大股东的持股比率普遍高于上市公司的整体水平，并且大部分配股公司的前三大股东持股比率要高于40%，有的年份的最高值甚至达到90%以上，这表明实施配股的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相对较高，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1998-2003年间实施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的前三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平均值普遍要高于上市公司的总体水平，显示出其股权的高度集中，大股东有绝对的控制权，增发流通股对公司的总体控制权影响不大。总之，配股和增发行为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也就是股权结构有一定的关联性，公司的融资决策显然基本上由大股东操纵。 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影响到其融资行为。因为国有股、法人股、社会流通股与外资股各自有着不同的目标函数，故融资方式偏好也不尽相同，进而影响着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国有股股东占控股地位的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会根据其自身的目标函数来进行。当与其他股东目标函数冲突时，其控股地位使它们常常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由于国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性，其利益所在不是股票市场价格的上升，而是账面价值，即每股净资产，而社会流通股股东只能通过股票市场价格的上涨或股利来获利。非流通股的转让以净资产为基础确定，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政府机构，其目标多重化，行为方式没有市场化，非流通股股东的财富最大化是以净资产的大小来衡量的，而发行股票融资的高溢价必然导致净资产的成倍增加，导致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而债务融资则有定期还本付息的“硬约束”，这将会对它们的经营带来较大的压力。因此，国有控股公司对债务融资呈现出较为厌恶的态度，再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国有控股处于绝对地位，因此上市公司对股权融资的偏好也就不足为奇。 结论与政策建议 股权融资偏好是我国上市公司在其融资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共同作用的非常复杂的综合结果，影响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制度因素、产业因素及股权结构因素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产生的最直接，抑或最重要的原因，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驱动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通过前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强烈股权融资偏好，对公司自身与资本市场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股权融资对上市公司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更不能因此抑制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及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 目前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上市公司融资的内外环境，规范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特点及发展的需要，合理安排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比例，纠正其不合理的股权融资偏好，将宝贵的股市资金配置到真正需要资金而又能带来良好效益，同时给投资者以丰厚回报，我们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调整股权结构。这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必要条件。股权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国有股从大多数企业退出或减少，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但是，股权也不能太分散。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健全的国家，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且股权应该集中在以非国有股权为主的机构投资者手中，并使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票能够流通，这既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需要，也符合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要求。 第二，完善证券市场退出机制。发挥证券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上市公司不仅有进，更要有出，通过不断的吐故纳新来优化上市公司的结构，从而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 第三，完善投资者结构。与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的力量无法与机构投资者相抗衡。在相关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机构投资者利用资金优势和掌握的信息优势操纵市场价格，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必须努力将中国资本市场改造成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券商实力、构造多元化的投资基金群体引入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等。 第四，健全法制、法规与政策环境。具体工作包括：完善新股发行、配股及增发规则。如规定参与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只有发放股利的公司才有资格再融资等；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构建信号传递机制，是降低融资结构优化成本的有效手段，进一步健全相关法规。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由于在制定时的条件所限，所涉及的内容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部分条例在新的时期已迫切需要重新修订。

㈤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现状如何

我只能告诉你 我国公司的融资状况主要依靠的是股权融资，看你的问题下面所写的内容，似乎要研究的范围是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问题。我认为，我国股市的ipo基本属于暴利收入，不够的话还可以选择再融资，实在没必要选择债权融资。至于你所谓的外源，一则本身作为上市公司直接选择再融资更为合适不必从国外获得债权融资；二则如果考虑在国外上市的公司，这种公司要么规模很大，要么是我们国家给外人做秀，也没必要一定要在国外上市。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你要研究融资结构更应该倾向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结构，而不是内与外的区别。我国股市还有很大的能量供我国上市公司攫取。

㈥ 为什么我国上市公司有股权融资的偏好

基本利弊、风险就是上面所述的财务杠杆和股权结构。

以保守的经营理念来讲,债务融资应该是处于股权融资之上。股权融资只会摊薄现有股东的股份。
然而，股权融资为什么受欢迎，基本原因如下：
1. 在股市热络时，可以有大的获利回收
2. 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3. 用股权或股票期权来激励员工，共劳共利
4. 比借债压力少，无需逐期还债，现金流量管理也较宽松

其实，债务融资也是企业常用的融资方式，只不过很多此类的融资较少报导，当然其融资方式基本有两种，一为向商业银行借贷，二为在金融市场发放债券。

㈦ 上市公司大量融资是好事还是坏事

发行债券，也是一种融资手段。

企业债相对股票来说，需要支付的是一定的利息。债券相对股票也享有优先赔付权利。债券的好处就是公司的股权不受影响。

而如果通过增发股票融资的话，会稀释原股东的股权。

持股的人跟买不买债券没有任何关系的。没人要你必须去买。公司发行债券与股票的联系不是很紧密，至于影响其实也不是很大——你持有该股票也可以不买债券，对你不会有任何影响。

总的来说，

1、要看该公司发行债券的目的，是为了扩大经营，还是弥补在经营上财务的漏洞。

2、如发的债息低于银行贷款就是利好，反之就构成压力。一般来说，能取得发债的公司还是相对优质的公司，在牛市环境下，任何事情都被看成利好。
看怎么解读了。一般认为是利好。毕竟没有增加股本结构。但也有认为利空的。融资都有成本，加大了运营成本，对公司的盈利会有部分影响。 发债目的是偿还旧贷款，提高资本充足率。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这样的公司的后续发展应该可见一斑，但短期对公司的帮助还是很正面的，毕竟钱还了！到期债务了了。长期债务又增加了！

㈧ 有没有我国上市公司因盲目融资，后经营失败的案例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并购，无论是大鱼吃小鱼还是快鱼吃慢鱼，都是企业发展生存的重要手段。在并购活动中，人们却失去了“理性”，成功率低的并购不断发生，大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仔细分析，这种现象并不是缺乏“理性”所致，而是由更高层次的“理性”主导者：成功率低，意味着风险大；而风险大的事，一旦成功其收益也就大；别人不成功，并不意味着我也不成功；昨天不成功，并不意味着今天不成功；权衡之后，还是值得一搏的。企业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取得了对目标企业的控制权，只是完成了并购目标的一半。要想真正实现企业的目标，在收购完成后，必须对目标企业进行整合。现结合企业并购的实例，分析一下并购最终失败的原因。
一、 并购后不能很好地进行企业整合
企业完成并购后面临着战略、组织、制度、业务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整合。其中，企业文化的整合是最基本、最核心，也是最困难的工作。
通过并购得到迅速发展的海尔集团提出自己的经验：在并购时，首先去的地方不应是财务部门，而应是被并购企业的企业文化中心。
如果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在企业文化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企业并购以后，被并购企业的员工不喜欢并购企业的管理作风，并购后的企业便很难管理，而且会严重影响企业效益。
2004年1月，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组建TTE公司，共同开发、生产及销售彩电及其相关产品和服务。2004年4月，TCL并购法国阿尔卡特，组建手机合资公司T&A。
然而并购未能达到TCL预期综合效益提高的目标，相反TCL集团2004年的净利润减少了一半，直接导致集团亏损的就是TTE和T&A的不良业绩。
TCL文化的一大特色是――诸侯分权。李东生向来习惯于分权，他看中业绩，很少过问各子公司的管理细节。所以TCL注重迅速采取行动，员工加班加点是正常现象。这种“分权”文化造就了TCL昔日的繁荣。而在汤姆逊，受法国文化影响，员工注重生活品质，重视闲暇时间，认为该工作就工作，该休息就休息。据称李东生在法国时曾在一个周末召开会议，却发现所有的人都关闭手机。李东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存在文化差异下的“诸侯分权”带来的后果：对汤姆逊大量职位进行调整，由TCL派人员担任主要职位，导致被下调的原法国管理人员高度不满。2004年底到2005年3月份，法国员工的高层经理基本离职，市场和销售的一线经理也相继离职，TCL陷入空前困境。
2004年，联想集团宣布以12.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在并购的3年时间里，联想的销售额逐步增加。2008年，联想业绩出现明显下滑，利润出现大幅亏损。截止2009年3月31日，其营业收入149亿美元，同比下滑8.9%，净亏损2.26亿美元。2009年初，联想进行人事调整，用纯中国团队经营海外市场，联想前期聘用的很多海外人才相继离职，这显示出联想跨国并购后企业文化面临较大冲突。遭遇“文化门”的上海双龙联姻也是如此。
二、决策不当的并购
企业在并购前，或者没有认真的分析目标企业的潜在成本和效益，过于草率地并购，结果无法对被并购企业进行合理的管理；或者高估并购后所带来的潜在的经济效益，高估自己对被并购企业的管理能力，结果遭到失败。
2001年德国安联保险集团并购德国第三大银行德累斯银行。安联以240亿欧元收购了德累斯银行大部分股份，使其资产达到了1万亿欧元。兼并德累斯后，安联无可奈何地发现，银行经营风险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全新课题。德累斯银行所借贷的许多小公司在当时不景气的国际环境下愤愤宣告破产，安联保险不得不用其自有资金去弥补银行经营中的亏损，从而导致自有资本金下降，信用等级随之下调。另外，分属于保险和银行两类客户互相渗透的方式也没有得到德国法律的支持。
让诺勒悔之晚矣的是，本来拥有庞大资产传动装置的安联集团，在并购之后将其30%都用做资产投资，而另外大部分资金更是花在了流通渠道等的建立上，这样，一旦市场不景气，可支配的资金便捉襟见肘，根本无法抵御重创。2002年，安联集团共亏损25亿欧元，其中9.72亿欧元来自德累斯顿银行。尽管前9个月售出的51亿份养老金保险合同中，只有7.4万份是通过德累斯顿银行出售的。由于德累斯银行的持续亏损，安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的跨行业兼并，就如同不合胃口的菜肴一样，消化能力跟公司的规模乃至决心有时并不成正比。
三、支付过高的并购费用
当企业想以收购股票的方式并购上市公司时，对方往往会抬高股票价格，尤其是在被收购公司拒绝被收购时，会为收购企业设置种种障碍，增加收购的代价。
海尔收购美泰，从美国最大的白色http://www.zhao-kao.com/2-xiangmuguanli家电制造商惠而浦加入美泰竞购战，提出13.5亿美元的收购价格后，价格就开始不断攀升。海尔选择了退出。惠而浦先后三次提高收购价格，最终以总报价23亿美元得到美泰的肯定。
实例不胜枚举，近几年从2009年，中铝与澳大利亚力拓的195亿美元“世纪大交易”失败。2010年，腾讯竞购全球即时通讯工具鼻祖ICQ失败。2010年，华为竞购摩托罗拉业务失败，被诺基亚西门子公司以低于华为报价的12亿美元收购成功。2010年，四川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失败。2011年，上海光明食品收购美国健安喜股权和收购法国优诺公司股权案均无疾而终。无不警示我们：并购风险很大，我们应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