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型數量型貨幣政策

Ⅰ 如何知道貨幣和信用的緊與寬

多看我近期關於貨幣政策的觀點

從時間的視角來看。

貨幣政策只看某時點並不好判斷，需要有對照，所以說從時間的角度來看。

比如說現在中國的貨幣政策就放寬鬆了，疫情前和疫情後貨幣政策一對比，很明顯的現在寬松。

再比如我們看美國。美國在疫情前有過加息操作，那時候貨幣政策就在慢慢收緊，但美國經濟立刻惡化，於是又降息，即貨幣政策又寬鬆了。那麼在看現在的美國貨幣政策，很輕松的就能判斷其貨幣政策無比的寬松。

看利率！

利率高，說明市場上缺錢，要用高利率才能拿到資金。這時候政策就是偏緊。

利率低，說明市場上不缺錢，資金的成本就低，這時候政策就是偏松。

比如從2018年到現在，余額寶等貨幣基金產品的收益率從4.4%，降到了1.4%。說明一路在偏寬松。

而且通過利率走勢，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松，什麼時候緊。

下面是余額寶的收益率變化情況。

可以看到2018年是明顯下滑，當時是因為中美貿易摩擦，貨幣政策適當寬松，幫扶實體經濟。2020年又一波明下降，因為新冠疫情沖擊，貨幣政策適當寬松，給企業提供資金，幫他們渡過難關。

針對這個問題，我認為當前國家採取的是寬貨幣，緊信用的政策。

寬貨幣是說寬松基礎貨幣M1的投放，基礎貨幣是由央行發行的，不直接產生 社會 負債的貨幣。這里對疊加一個概念，數字貨幣，我們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在2020年會推出，這個並不是比特幣等區塊鏈產品，而是一種電子現金，起到的作用跟現金一樣。

平時我們從銀行存款中取出現金就意味著銀行存款降低，流通現金增加，如果是銀行存款（刷卡消費），就意味著我們個人資金在不同銀行賬戶之間流轉，始終在銀行體系循環。但是如果變成現金消費，就意味著脫離了銀行賬戶，每個人持有的現金最終都是由中央銀行負責。

緊信用就是去杠桿。2019年我們的社融增加有限，而且社融的結構在調整，間接融資變直接融資趨勢很明顯，信託貸款佔比逐漸降低，人民幣貸款雖然一直再增加，但是債券融資和股票融資增加比例更大。2020年，間接融資比例會進一步壓縮，具體表現應該是不斷壓縮杠桿，部分企業如果不能低息拿到融資，會選擇讓渡股份，做大資本市場。在這個前提下，資質好的央企和行業龍頭獲取信貸的成本會更低，反過來能提升行業集中度，未來三年存量競爭，集中度提升將會在各個行業的股票市場上給予投資機會。

貨幣政策傳導可以分為五大渠道，分別為信貸傳導渠道、利率傳導渠道、資產價格傳導渠道、匯率傳導渠道以及預期傳導渠道。「信貸傳導渠道」分狹義及廣義 ，前者強調貨幣供給，即央行通過調控商業銀行存款准備金改變銀行貸款能力，後者強調貨幣需求，即貨幣政策通過影響企業和消費者的資產負債表，影響企業和居民的投資消費行為，帶來總產出變化。 「利率傳導渠道」「資產價格傳導渠道」 ，強調心理預期因素，通過影響資產價格，影響企業資產重置活動以及居民消費意願。 「匯率傳導渠道」 ，核心是一國利率變化通過利率平價影響本幣匯率，進而通過凈出口影響產出。 「預期傳導渠道」 ，指央行通過市場溝通增強公眾信任度，穩定預期，從而提升貨幣政策的操作效果。 從重要性來看，五大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以信貸傳導渠道和利率傳導渠道為主，分別對應貨幣政策的數量型調控及價格型調控，而資產價格、匯率以及預期傳導渠道則更加偏重與其他渠道發生協同作用，共同影響產出。

金融危機後至2018年，我國主要經歷了三次經濟下行期，均對應貨幣政策寬松周期，但寬貨幣到寬信用再到實體經濟的傳導效率卻逐步減弱，貨幣政策傳導更加困難。 第一輪為2007年三季度至2009年二季度，第二輪為2011年二季度至2012年四季度，第三輪為2014年三季度至2016年四季度。 總結三輪寬貨幣到寬信用周期：一是貨幣政策的反應越來越及時 ，從經濟開始下行到寬貨幣政策出台的時滯在逐漸縮短，三輪時滯分別為5個季度、3個季度、2個季度。 二是寬貨幣到寬信用的傳導時滯逐漸拉長 ，第一輪和第二輪寬貨幣都幾乎同步傳導至寬信用，而第三輪傳導的時滯為2個季度。 三是寬信用到實體經濟的傳導速度逐漸變慢 ，三輪時滯分別為2個季度、3個季度、5個季度。

通過計算三輪寬貨幣周期中，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發現：

1）信貸渠道與經濟增長整體相關性最高，但傳導效率逐步下降。 我國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寬信用傳導高度依賴銀行，信貸渠道傳導有效性的下降，是導致寬貨幣難以傳導至寬信用的主因。

2）利率渠道有效性低於信貸渠道，但重要性與日俱增。 受益於利率市場化的持續推進，短期政策利率向中長期利率的傳導效率日益提升。

3）資產價格渠道的有效性低於信貸渠道和利率渠道，但有明顯改善趨勢。 我國資本市場近年來快速發展，已成為企業融資和居民資產配置的重要渠道，對於投資及消費的影響力日益顯著。

4）匯率渠道傳導效率較低，但逐步改善。

5）預期渠道影響力不斷提升。

2018年以來，我國進入第四輪貨幣寬松周期，但企業融資需求得不到充分滿足，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未顯著下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成為當前宏觀經濟面臨的一大問題。具體來看：

1）信貸渠道總量傳導通暢，但存在結構性失衡。 信貸需求方面，過去作為加杠桿主體的基建及房地產行業杠桿上行空間有限，民營小微企業抵押品少，難以獲得銀行融資；信貸供給方面，中小銀行資產質量及資本補充壓力均較大，放貸意願不足。

2）利率市場化仍未完成 ，政策利率對銀行間市場利率、交易所市場利率、貸款利率及非標利率傳導效率依次遞減，官定基準利率的存在，導致利率調控難以實質影響與企業融資最為相關的貸款利率。

3）資產價格渠道傳導動力不足 ，一方面房價受金融周期及房地產調控制約，另一方面股票市場制度建設仍有待完善，且在實體經濟盈利暫未明顯改善的情況下，難以發揮正強化效應。

4）匯率渠道方面，中美貿易摩擦增加出口不確定性。

5）預期渠道基本通暢 ，市場信任度較高。央行不斷提高與市場溝通的頻率及深度，對於市場預期起到了良好的引導作用。

從當前五大貨幣政策渠道的傳導情況來看，信貸渠道仍占據主導地位。然而，當前我國信貸渠道傳導面臨兩大阻礙，一是我國金融周期進入下半場，二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問題。

1）金融周期進入下半場，信貸渠道疏通難度加大

從國際經驗來看，美日歐均在金融周期下半場遭遇了貨幣政策傳導的難題。 我們對三大經濟體分別選取了一段金融周期下行期，美國為2007年至2013年，日本為1990年至2006年，歐元區為2008年至2015年。 從共性來看，在金融周期下半場，三個案例中信貸渠道傳導均受阻，各國在貨幣政策操作中均不同程度增加了數量型政策工具。從個性來看，美國復甦最為成功，而日本陷入「債務—通縮」循環，歐元區復甦緩慢、效果不佳，主要原因之一，即在於對信貸渠道的修復效果不同。日本及歐元區應對危機的力度和反應速度均不足，量寬政策推出遲緩。

信貸供給方面，未及時救助金融機構，銀行不良率快速攀升，風險偏好降低。信貸需求方面，除政府部門加杠桿外，居民和企業部門去杠桿進程緩慢，債務負擔過重，收入增長前景低迷造成償債能力不足，遲遲難以再度加杠桿。 而美聯儲應對危機反應迅速，15 個月內迅速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降至0.25%，且三輪量寬政策陸續推出。 信貸供給方面，美聯儲直接購買金融機構風險資產，轉移不良債權，金融機構資產負債錶快速出清。信貸需求方面，首先政府部門大幅加杠桿，對沖企業及居民部門去杠桿沖擊，隨著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修復，去杠桿充分，企業部門再度實現加杠桿，經濟穩步復甦。此外，美國以直接融資為主的融資體系，使得利率傳導渠道也能較快傳導至企業融資成本，實現「利率+信貸」渠道聯動。

2016年以來，我國金融周期從頂部開始下行，資產價格整體承壓，信用擴張動力不足，一方面不良資產壓力加大，同時金融監管趨嚴，中小銀行經營承壓，利潤增速下滑，資本補充難度提升，信貸渠道受損，放貸意願較弱，另一方面，企業及居民資產負債表有所惡化，信貸需求降低，信貸渠道傳導的難度確實較大，造成貨幣政策傳導效率降低。

2）金融供給側結構性失衡

在金融供給側方面，我國當前還存在金融供給難以匹配金融需求、金融結構難以匹配經濟結構的問題。首先從總量上來看 ，我國宏觀杠桿率處於高位，尤其國企、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房地產企業杠桿過高，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會進一步加重債務負擔。 其次從結構上來看 ，我國金融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佔比較低，且發展不充分；間接融資中以銀行為主，其他金融中介佔比較低；銀行中以大型銀行為主，缺乏定位於專注微型金融服務的中小金融機構。在這種金融結構下，我國金融供給具有風險偏好低、重抵押物、風險識別能力弱等特點，有效支持了過去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然而近年來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消費、創新、中小企業成為主要驅動力，具有輕資產、高風險等特點，金融需求變化後，金融供給轉變緩慢，滯後於實體經濟結構升級，亟待進行系統性金融體制改革。

當前我國以信貸渠道為主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定程度滯後於經濟發展，造成部分實體領域融資困難，貨幣政策應該從數量型調控向「數量和價格並重、逐步推動從數量型調控為主到價格型調控為主」轉型。

從我國以及國際經驗來看，以信貸渠道為主的傳導機制和以利率為主的傳導機制對於經濟有著全然不同的影響。 以信貸渠道為主的傳導路徑 在發展中經濟體大都起到了顯著的積極作用，能夠有效引導金融資源進入實體經濟重要部門，政策效果立竿見影。 然而隨著經濟發展階段演化，信貸渠道弊端開始顯現 ：

（1）對實體經濟傳導方面 ，易成為貨幣當局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惡化實體經濟固有問題，大量的金融資源集聚造成人才資源傾斜，研發密集型及創新型產業生產率受到拖累，經濟結構及韌性受到深遠影響；

（2）對利率渠道聯動方面 ，由於信貸渠道僅能調控貨幣供給，難以控制貨幣需求，造成利率波動加劇，抑制實體經濟投資及消費需求；

（3）對資產價格渠道聯動方面 ，由於廣義信貸渠道與房地產價格息息相關，兩者傳導疊加易形成倍數效應，滋生房地產價格泡沫；

（4）中介目標有效性方面 ，由於金融創新及金融自由化發展，數量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可測性、可控性和實體經濟相關性均不斷下降，難以形成有效調控。

而以利率為主的傳導路徑能夠有效增強市場化資源配置，彌補信貸渠道不足，傳導機制更加靈活 ， 具體來看：

（1）對實體經濟傳導方面 ，實踐經驗顯示，利率渠道的傳導有助於延長經濟復甦時間，一方面由於利率渠道對於其他渠道的聯動效應更加明顯，兼顧內需及外需，另一方面利率渠道對於實體經濟的傳導具有普惠效應，更有利於支持新興產業增長，緩解結構性問題，適合轉軌經濟體轉向高質量發展訴求；

（2）對資產價格渠道聯動方面 ，與信貸渠道傳導相比，利率渠道更有利於股票市場，一是在估值層面提升未來現金流的折現價值，二是在基本面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升企業盈利。成熟的股票市場更符合新興產業融資需求，有助於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3）對匯率渠道聯動方面 ，短期的低利率帶動本幣貶值，可通過刺激出口提升經濟恢復動力； （4）中介目標有效性方面 ，價格型中介指標可測性、可控性及相關性均較好，可以隨時觀測，及時評估貨幣政策效果，增強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及可信度。 而利率渠道同樣存在局限，主要體現在難以有效調控信貸渠道傳導 ：在經濟過熱時，利率渠道的傳導難以管控信用投放，連續加息的滯後效應又易戳破資產泡沫，在經濟蕭條時，單一的利率調控難以修復信用，延緩經濟復甦。 所以在金融周期下半場，仍需搭配數量型貨幣政策修復信貸渠道，並且要從信貸供需兩端同時發力 。

當前我國貨幣政策框架轉型動力已經具備，然而向價格型調控轉型條件仍有待成熟 ：

（1）首先 ，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制度不健全，金融產品發展深度相對不足，金融市場利率傳導存在摩擦和障礙，短期向長期利率傳導不暢；

（2）其次 ，當前我國銀行間市場、交易所市場、貸款及非標市場間利率傳導存在割裂；

（3）最後 ，我國實體經濟存在的預算軟約束問題是疏通利率傳導機制的重要障礙，造成相關領域對利率變化不敏感，擠占金融資源，民營、小微企業難以獲得充分的融資支持。 未來在積極疏通利率傳導渠道的同時，也要兼顧發展和金融穩定的需要。 當前我國仍屬於發展中經濟體，拉動經濟增長依然較為依賴投資，預算軟約束部門依然擠占部分金融資源，金融市場深度及廣度不足，利率渠道短期難以實現完全疏通，此外金融開放步伐有所加快，要協調好資本賬戶開放、匯率制度改革以及利率市場化推進的節奏。因此，未來貨幣政策框架轉型仍面臨諸多重點和難點，需要各方面協調配合，進一步加強金融市場的深度與廣度，促進金融體制改革，釐清財政與貨幣政策的關系，隔離政府與企業信用，弱化預算軟約束預期，實現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支持。

針對目前金融供給側結構的問題，未來政策要在以下幾方面著重發力：

第一，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有效穩住宏觀杠桿率 ，管好貨幣總閘門，嚴控企業和居民部門杠桿過快增長，鞏固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果。

第二，要改善金融和實體經濟的供需結構 ，通過結構性貨幣政策，從銀行行為出發，完善金融機構正向激勵，引導資源流向效率更高的民企、小微企業和新興科創企業。

第三，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和信貸市場體系 ，推動金融機構差異化定位，發展民營銀行和社區銀行，借力金融 科技 ，充分利用網路技術、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慧等手段，增加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可獲得性和便利度，提升金融服務效率及風險識別能力，改善過去服務中小企業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提升服務小微及民企客戶的收益風險比。

第四，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 ，提高直接融資比例，發展股權融資、風險投資等直接融資方式，推動科創板和注冊制落地，建立完善的退市機制，大幅提高企業違法成本，完善債券市場結構，改善金融機構和市場結構，對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體系進行補充。

第五，加大金融改革開放力度 ，促進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發揮「鯰魚效應」，為微觀主體注入改革與發展活力。

新聞聯播

主要看央行的動作，比如央行的回購與逆回購等。如果是加量投放逆回購，資金面將大概率趨於寬松。

Ⅱ 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和價格型工具分別包括哪些

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公開市場。
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備金政策、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再貸款)政策和信貸政策四種。

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是指通過資產價格變化，影響微觀主體的財務成本和收入預期，使得微觀主體根據宏觀調控信號調控自己行為(例如調整匯率)。
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是指控制貨幣供應數量的調控工具，基本由中央銀行進行主導調控，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的大小來調控宏觀經濟(例如上調存款准備金率可以凍結部分流動貨幣，反之則增加流動貨幣的數量)。

Ⅲ 新中國成立前後的不同貨幣政策及其意義

新中國成立前，1948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以原華北銀行為基礎在石家莊組建成立，開始發行人民幣作為法定本位幣，新中國成立之初完成了全國貨幣的統一，建立起了統一、垂直領導的國家銀行體系。在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下，中國人民銀行同時兼負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雙重職能——既是行使貨幣發行、金融管理職能的中央銀行，又是從事信貸、儲蓄、結算、外匯等商業銀行業務活動的金融機構。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貨幣、信用、金融在經濟生活中居於從屬、次要的地位，雖然實際上也存在有關貨幣政策這樣性質的問題，但對經濟的發展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因而也就不會成為一個獨立的政策。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末之前，「貨幣政策」這個詞也極少提及。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部署，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轉軌，同時金融體系也開始朝著機構多元、門類多樣的方向發展，中央銀行職能與具體金融業務的分野日漸清晰。1983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於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不再兼辦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以加強信貸資金的集中管理和綜合平衡，更好地為宏觀經濟決策服務。從此開始探索建立現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調控管理框架。特別是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頒布後，我國基本形成了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體制。隨後，針對經濟金融領域不斷變化的新形勢、新機遇與新挑戰，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貨幣政策又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調整和創新。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此為標志，我國進入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與之相適應，我國的貨幣政策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在貨幣政策目標方面，1993年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正式確立了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貨幣的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貨幣供應量、信用總量、同業拆借利率和銀行備付金率」。1995年通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沿用了「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的表述。在這一時期，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逐漸受到更多的關注，中國人民銀行從1994年開始逐季發布三個層次（M0、M1、M2）的貨幣供應量數據。在貨幣政策工具方面，開始注重採用間接工具和國際通行的政策工具來進行宏觀調控。1994年10月開始辦理再貼現業務，再貼現逐步成為一種常用的貨幣政策工具。自此以後，中央銀行通過增減貼現額度、放鬆或收緊再貼現條件、調整再貼現率、選擇再貼現對象等手段靈活地進行貨幣量調控。同時，中央銀行開始進行公開市場操作，通過買賣有價證券收放貨幣供應和調節利率水平，包括1994年4月開始的外匯公開市場操作、1996年4月開始的國債公開市場操作，以及後來的政策性金融債、央行融資券等證券的公開市場操作。除此以外，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已有的中央銀行貸款制度和存款准備金制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國內經濟形勢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極大地改變了貨幣政策的運行環境，這在客觀上要求貨幣政策進行主動適應和轉型調整，由此導致貨幣政策呈現一些新的特徵。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多元且相機變化。雖然《中國人民銀行法》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單一目標」取向，但在近年的實踐中，我國貨幣政策追求的最終目標卻較為多元，包括維護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推動改革開放和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等等。而且在不同的條件下，中央銀行對不同目標的相對重視程度會隨著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而做出相機調整。例如，當通貨膨脹壓力較大時，會調高物價穩定的權重；當外部沖擊來臨時，會調高經濟增長和就業的權重；當資產價格大幅變動時，會調高金融穩定的權重等。其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由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過去較長一個時期，中央銀行主要盯住廣義貨幣量（M2）、社會融資規模、新增貸款及其增速等數量型中介目標。隨著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的日趨復雜化，中央銀行跟蹤監測、准確調控貨幣信貸數量的難度越來越大，而且貨幣信貸數量與經濟增速、通貨膨脹、金融穩定之間的相關性也在逐漸弱化，所以，提高了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由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存貸款利率上下限管制放開之前，中央銀行關注的價格型中介目標主要是商業銀行存貸款基準利率；利率管制放開之後，充當中介目標的主要是貨幣市場利率。

Ⅳ LPR是數量型還是價格型工具

LPR是數量型工具。

LPR，即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是由具有代表性的報價行，根據本行對最優質客戶的貸款利率，以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貸便利利率）加點形成的方式報價，由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計算並公布的基礎性的貸款參考利率，各金融機構應主要參考LPR進行貸款定價。

總的來說，數量型工具主要是工具總量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的變化通過對公開市場操作業務、存款准備金率等數量型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從而影響主要經濟變數。

價格工具主要是通過資產價格變化，影響微觀主體的財務成本和收入預期，是微觀主體根據宏觀調控信號調整自己行為。無論是數量型還是價格型工具，貨幣當局則根據他們的反應對未來行為再進行調整。

而LPR明顯是影響主要經濟變數，所以LPR是數量型工具。

價格型與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的不同

數量型工具與價格型工具都屬於貨幣政策的分類，都屬於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採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用以達到特定或維持政策目標———比如，抑制通脹、實現完全就業或經濟增長。

目前，我國正處於匯率改革的關鍵時期，利率的走勢應該服務於匯率改革，為匯改創造一個平穩的、收益率略低的利率環境，既然利率型工具有如此大的振動幅度和如此長的作用周期，那麼對於利率工具的選擇就需要慎重，防止利率因為大幅度波動而削弱政府部門制定的利率政策的效果。

Ⅳ 貨幣政策是數量型有效還是價格型有效

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公開市場。
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備金政策、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再貸款)政策和信貸政策四種。

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是指通過資產價格變化，影響微觀主體的財務成本和收入預期，使得微觀主體根據宏觀調控信號調控自己行為(例如調整匯率)。
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是指控制貨幣供應數量的調控工具，基本由中央銀行進行主導調控，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的大小來調控宏觀經濟(例如上調存款准備金率可以凍結部分流動貨幣，反之則增加流動貨幣的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