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目前上市公司融資整體環境

㈠ 我國上市公司為何偏好股權融資

我國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股權融資成本低且風險小

上市公司在選擇融資的方式時，最先考慮的就是融資的成本。由於我國很多企業都處在成長發展期，可能無法承受債務融資的高成本和高風險，所以在選擇融資方式時，會優先選擇股權融資，盡管可能債務融資可以起到抵稅的作用，但是相比不能償債帶來的風險，上市公司選擇了更為保險的一種方式方法。相對應的，股權融資雖然也有自己的風險，比如會導致母公司的控制權下降等等，但是不必每年都分紅的彈性規則還是被眾多上市公司青睞。但是根據我國特有的國情，我國上司公司股權融資的成本實則是比債務融資成本高的，相關學者主要出於以下幾個原因的考量：

1.上市公司分配的現金股利少。在我國，不分配股利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現象，即使分配股利也是以股票股利居多，現金股利很少，因此，股利支出並不會對我國上市公司形成太大的成本。

2.我國上市公司大都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國有股一直處於控股地位，形成「一枝獨秀」的股權結構，所以傳統上認為的股權融資控制權削弱成本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幾乎為0。

3.上市公司股票發行價格偏高。我國上市公司股票發行價格普遍高於股票自身的實際價值，股票的市盈率(P/E)維持在高水平，因此公司通過股票融資能獲得更多的可用資金，進而降低了融資成本。

我們再來討論債務融資，一方面債務人對債務的融資有諸多使用用途的限制，使融資方在公司諸多發展方面都會顯得躡手躡腳，銀行對於貸款的很多限制性條款，讓企業感到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一旦融資方沒有及時償還借款，比如周期性的經濟不景氣等原因，銀行出於利己的角度，大多數情況下會選擇債權保全，企業將會面臨破產的風險。而股權融資使得公司擁有一筆永不到期的自由支配的資金，股權融資的這種「軟約束」特徵實際上也降低了資金成本。

(二)股權結構不合理

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徵：第一，股票種類過多，有內資股和外資股，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國家股、法人股和職工股，A股、B股、H股和N股等;第二，股權高度集中。公司的股權基本上由前三大股東控制，控制權達到40%以上，大股東擁有絕對的控制權，故而融資決策顯然由大股東操縱。由於股票發行造成的高溢價會提高公司的凈資產，所以被大股東所偏好，而債務融資造成的經營性約束會給他們的經營帶來壓力，這也導致了大股東對債務融資的厭惡態度。

(三)內部人控制嚴重

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內部人控制」，公司的管理層實際上控制著公司，而股東的權力受到削弱甚至被架空。我國上市公司大都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國有股「一股獨大」，由於所有者缺位和代理鏈過長，國有股難以有效的行使股東權利。同時，我國的股市波動性比較大且通常不符合情理，實質上並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價值投資，股權融資的投資方大多也是出於短期利益的考慮，不會對公司的實質性經營提出建議，而只是選擇用腳投票，即一旦被投資企業不符合自身的利益考量，就會選擇拋出股權，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司的決策很多時候是由管理層一手決定的，企業的決策喪失了所有權人的監督，管理層的目標難免會與公司利益相悖，即會出現代理人問題。由此會導致公司可支配的現金流減少，損害管理層的在職消費利益等，而且債務融資會加強債權人對管理層的監督，一旦公司不能償還到期利息並最終導致破產時，管理層的利益將會消失殆盡，所以管理層在本質上是厭惡債務融資的。相比之下，股權融資則賦予管理層更多自由支配現金的權利。

(四)債券市場和中長期信貸市場不發達

在完善的資本市場下，上市公司可以通過多樣化的融資方式來優化資本結構，但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資本市場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融資方式存在明顯的不均衡狀態。股票市場門檻低且進出自由化程度高，政府監管不到位，上市公司信息的公開性和真實性也無法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決策者可以通過內部消息賺取超額收益。與此同時，我國債券市場發展緩慢，企業債券的發行相當嚴格，審批程序復雜，加上我國商業銀行的功能尚未完善，政府對商業銀行利率的干預性強，商業銀行對長期借貸十分謹慎，公司為了籌集長期資金，就不得不求助於股權融資了。

拓展資料：

股權融資是指企業的股東願意讓出部分企業所有權，通過企業增資的方式引進新的股東，同時使總股本增加的融資方式。

股權融資所獲得的資金，企業無須還本付息，但新股東將與老股東同樣分享企業的贏利與增長。

㈡ 中小企業融資現狀分析

中小銀行業主要上市公司：目前我國中小銀行的上市公司主要有：浦發銀行(600000.SH);招商銀行(600036.SH);興業銀行(601166.SH);中信銀行(601998.SH);民生銀行(600016.SH);光大銀行(601818.SH);平安銀行(000001.SH);華夏銀行(600015.SH);北京銀行(601169.SH);盛京銀行(HK.02066);重慶銀行(601963.SH);寧波銀行(002142.SZ);廣州農商行(01551.HK);重慶農商行(601077)。

本文核心數據：新三板發行規模;私募債行規模;小微企業貸款余額

疫情常態下中小企業融資需求下降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我國中小企業生存環境急劇下降，據銀行家問卷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20年1季度以來，我國中小企業貸款需求指數波動下降，截止2021年1季度，中小企業貸款需求指數分別下降至62.3%和72.3%。

—— 以上數據參考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中小銀行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規劃分析報告》

㈢ 目前上市公司的融資手段有哪些主要又靠哪些方式為主

目前上市公司普遍使用的再融資方式有三種：配股、增發和可轉換債券，在核准制框架下，這三種融資方式都是由證券公司推薦、中國證監會審核、發行人和主承銷商確定發行規模、發行方式和發行價格、證監會核准等證券發行制度，這三種再融資方式有相通的一面，又存在許多差異：
1．融資條件的比較
(1) 對盈利能力的要求。增發要求公司最近3個會計年度扣除非經常損益後的凈資產收益率平均不低於6%，若低於6%，則發行當年加權凈資產收益率應不低於發行前一年的水平。配股要求公司最近3個會計年度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凈資產收益率平均不低於6%。而發行可轉換債券則要求公司近3年連續盈利，且最近3年凈資產利潤率平均在10%以上，屬於能源、原材料、基礎設施類公司可以略低，但是不得低於7%。
（2）對分紅派息的要求。增發和配股均要求公司近三年有分紅；而發行可轉換債券則要求最近三年特別是最近一年應有現金分紅。
（3）距前次發行的時間間隔。增發要求時間間隔為12個月；配股要求間隔為一個完整會計年度；而發行可轉換債券則沒有具體規定。
（4）發行對象。增發的對象是原有股東和新增投資者；配股的對象是原有股東；而發行可轉換債券的對象包括原有股東或新增投資者。
（5）發行價格。增發的發行市盈率證監會內部控制為20倍；配股的價格高於每股凈資產而低於二級市場價格，原則上不低於二級市場價格的70%，並與主承銷商協商確定；發行可轉換債券的價格以公布募集說明書前3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的平均收盤價格為基礎，上浮一定幅度。
（6）發行數量。增發的數量根據募集資金數額和發行價格調整；配股的數量不超過原有股本的30%，在發起人現金足額認購的情況下，可超過30%的上限，但不得超過100%；而發行可轉換債券的數量應在億元以上，且不得超過發行人凈資產的40%或公司資產總額的70%，兩者取低值。
（7）發行後的盈利要求。增發的盈利要求為發行完成當年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不低於前一年的水平；配股的要求完成當年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不低於銀行同期存款利率；而發行可轉換債券則要求發行完成當年足以支付債券利息。
2．融資成本的比較
增發和配股都是發行股票，由於配股面向老股東，操作程序相對簡便，發行難度相對較低，兩者的融資成本差距不大。出於市場和股東的壓力，上市公司不得不保持一定的分紅水平，理論上看，股票融資成本和風險並不低。
目前銀行貸款利率為6.2%，由於銀行貸款的手續費等相關費用很低，若以0.1%計算，其融資成本為6.3%。可轉換債券的利率，一般在1%-2%之間，平均按1.5%計算，但出於發行可轉換債券需要支付承銷費等費用（承銷費在1.5%-3%，平均不超過2.5%），其費用比率估計為3.5%，因此可轉換債券若不轉換為股票，其綜合成本約為2.2%（可轉換債券按5年期計算），大大低於銀行貸款6.3%的融資成本。同時公司支付的利息可在公司所得稅前列支，但如果可轉換債券全部或者部分轉換為股票，其成本則要考慮公司的分紅水平等因素，不同公司的融資成本也有所差別，且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3．優缺點比較
（1）增發和配股
配股由於不涉及新老股東之間利益的平衡，因此操作簡單，審批快捷，是上市公司最為熟悉的融資方式。
增發是向包括原有股東在內的全體社會公眾發售股票，其優點在於限制條件較少，融資規模大。增發比配股更符合市場化原則，更能滿足公司的籌資要求，但與配股相比，本質上沒有大的區別，都是股權融資，只是操作方式上略有不同。
增發和配股共同缺點是：融資後由於股本大大增加，而投資項目的效益短期內難以保持相應的增長速度，企業的經營業績指標往往被稀釋而下滑，可能出現融資後效益反而不如融資前的現象，從而嚴重影響公司的形象和股價。並且，由於股權的稀釋，還可能使得老股東的利益、尤其是控股權受到不利影響。
（2）可轉換債券
可轉換債券兼具股票和債券的特點，當股市低迷時，投資者可選擇享受利息收益；當股市看好時，投資者可將其賣出獲取價差或者轉成股票，享受股價上漲收益。因而可轉債可認為是一種「推遲的股本融資」，而對上市公司來說，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的優點十分明顯：
首先，是融資成本較低。按照規定轉債的票面利率不得高於銀行同期存款利率，若未被轉換，則相當於發行了低利率的長期債券。其次，是融資規模大。由於可轉換債券的轉股價格一般高於發行前一段時期的股票平均價格，如果可轉換債券被轉換了，相當於發行了比市價高的股票，在同等股本擴張條件下，與增發和配股相比，可為發行人籌集更多的資金。再次，業績壓力較輕。可轉債至少半年之後方可轉為股票，因此股本的增加至少有半年的緩沖期，即使進入可轉換期後，為避免股權稀釋得過快，上市公司還可以在發行公告中，安排轉股的頻率，分期按比例轉股。股權擴張可以隨著項目收益的逐漸體現而進行，不會很快攤薄股本，因而避免了公司股本在短期內的急劇擴張，並且隨著投資者的債轉股，企業還債壓力也會逐漸下降，因而比增發和配股更具技巧性和靈活性。
但是，可轉債像其它債券一樣，也有償還風險。若轉股不成功，公司就會面臨償還本金的巨大風險，並有可能形成嚴峻的財務危機。這里還有一個惡性循環問題，轉股未成功的原因必然是股價低迷，而股價低迷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公司業績滑坡，若此時必須償還本金，公司財務狀況將會進一步惡化。

㈣ 為什麼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權融資偏好

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深度解析

中國上市公司融資時普遍首選股權融資，而較少採用債務融資，表現為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例如，中國上市公司熱衷於首次公開發行、過度使用配股額度與價格等。股權融資偏好雖然是企業融資行為的一種，但卻是一種極端的融資行為，而且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已經對其健康成長乃至證券市場的發展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 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著股權融資偏好，這似乎表明股票融資比債券融資更有利。但是從傳統的融資結構理論來講並非如此，企業發行債券的綜合成本應該更低，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上市公司如此偏好股權融資呢？這構成了中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之迷」。 制度因素 作為中國證券市場發展主要背景的漸進式經濟轉軌，其實質是一場復雜的制度變遷，而證券市場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本身就是這場制度變遷中的一部分。因此，基於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國目前的證券市場尚屬於一種籌資制度而非投資制度安排，中國證券市場上的一些反常行為則可以解釋為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制度建設尚不完善所致。上市公司理所當然利用一切制度許可的方法來合理合法地籌集資金，而置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於不顧。進一步從制度性因素的角度去分析中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的原因，我們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股權融資軟約束。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成本相當低，即使這個很低的成本也沒有硬約束。因為上市公司具有充裕的權益資金，在現有資本市場弱有效與投資理性不足的情況下，股權融資成本是一種軟約束而帶來的軟成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零成本。這些與政府關於股利的政策與規定的缺陷，以及會計制度的不嚴格有關。相比之下，債務融資成本是一種硬約束，而且債務融資中的長期負債成本比流動負債成本又高得多。 第二，股票發行制度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近年來，中國股票市場發行體制經歷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從原來的「額度控制，行政選擇」的審批制過渡到現在的核准制，股票市場的發行體制已逐步實現了市場化。但中國的核准制過多地強調人為因素，而非市場因素，而且中介機構的作用沒有得到實質性加強。這導致了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中的許多問題，如扭曲資源配置、誘發違規行為、增加交易成本等。由於制度慣性的存在，上市公司把配股、增發新股等當成管理層對其經營業績好的一種獎勵。因此，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經營者不顧融資成本，不創企業價值，而只是為了獲取額度「製造出」好的、符合配股或增發新股的業績。 第三，對上市公司考核制度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使公司不注重優化融資結構。上市公司的管理目標應該是實現股東利益和企業價值最大化，但中國上市公司的管理及投資者衡量企業經營業績，依然習慣以企業的稅後利潤指標作為主要依據。企業的稅後利潤指標只考核了企業間接融資中的債務成本，未能考核股權融資成本，即使考核也很低，甚至為零。因此，上市公司總是厭惡債權融資而偏好股權融資。這種以利潤為中心的效益會計核算體系已經不能完全反映上市公司的管理及經營業績。 產業因素企業的產業特徵也是影響其融資偏好的重要因素，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所面臨的產品市場的競爭不同，而產品市場競爭通過影響上市公司收入來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與融資選擇。 產業因素對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 按照生產配置資源原則，資金理所當然地會流向那些經營能力高、業績成長性好的公司。但在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中，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屬於相對成熟、成長性有限的公司，卻符合增發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給予他們增發資格，顯然並不是資金的有效率配置。另外還有上市公司增發新股募集資金的使用問題。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在符合法律法規與信息披露的要求下，原則上，募集資金的使用屬於上市公司自主權的范圍，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的使用以及資產結構的調整要完全取決於股東的意願。但是，在中國證券市場不成熟的情況下，過於寬松的增發約束容易導致上市公司對廣大投資者的欺詐或其他違規行為，管得多了又違背市場經濟的准則，如上市公司由於激烈競爭導致行業的利潤率較低的情況下，即使有好的投資項目也不能融資是一種很大的效率損失。同時，過多地強調募集資金主營業務方向的使用比例，容易導致產業結構固化的結果等。因此，在轉型期的證券市場監管應該持有一個動態調整的政策以適應轉型期的產業組織變化。 中國的產業組織在激烈變化之中，表現出一種利潤率隨企業規模增加的現象。從融資的角度來看，大企業的融資條件更為便利，因而在激烈的競爭中占據了優勢，這表現為大企業可以有足夠資金進行研發、市場開發等。從這個意義上說，產業組織與融資結構之間的互動是影響融資行為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競爭激烈的行業，例如家電行業，一方面，由於競爭的加劇，利潤率越來越低，資金利潤率低於債務利率，如果採用債務融資，很容易陷入財務困境，而且收益不穩定，面對著包括需求不足、消費偏好轉換和同類產品競爭，以及產品快速更新換代的技術風險；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的進入，使得技術進步加快，企業要保持競爭力，需要加大研發的投入，中國企業在研發方面投入嚴重不足，因此企業需要持續投資，開發新產品，升級產品及製造工藝，提高製造效率降低成本，爭奪市場份額。而且研發的投入數量大，風險大。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中，這些行業的企業為了避免陷入財務困境，必然減少債務的融資量。 在競爭激烈、價格戰頻繁的行業，企業當前資本結構將影響後續產品市場競爭能力。高財務杠桿對企業後續投資能力與價格戰的財務承受能力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使得公司處於經營與戰略上的劣勢。僅經營效率高並不能保證企業生存，只有經營效率高兼備與財務資源充足，即財務杠桿低的企業才能長期生存。當前選擇股權融資有助於在盈利能力與現金流下降時，保持再投資能力；更進一步，如果競爭對手選擇股權融資，選擇債務融資可能會促使競爭對手發動價格戰、營銷戰來逼迫企業退出。而壟斷性行業，例如公用事業，產品不存在研究開發、更新換代和市場營銷問題，收益的風險主要來自需求不足，而不是競爭。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比較穩定，利潤率較高而且穩定，債務融資一般不會導致財務困境。所以這些行業可以用債券融資來支持企業的發展。 產業分布與企業融資行為關系① 以1995-2003年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所有數據除了另有說明外，均來自中國股票市場研究(CSMAR)資料庫。在研究不同行業的融資結構是否存在差異時，選用的數據是2000-2003年的加權平均資產負債率，樣本行業中剔除公司數少於20家的行業。為了使計算結果不受異常值的影響，除了另有說明，我們把總資產負債率大於1的公司和被列為「ST」和「PT」公司，以及資料庫中資料不詳的公司剔除在樣本公司之外。 表1顯示，資產負債率較高的行業有房地產業、建築業、批發及零售貿易業，其平均資產負債率均在50%以上；而近幾年的數據在50%以上的行業有信息技術業；總資產負債率較低的行業有採掘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社會服務業以及傳播與文化產業，這些行業的年平均資產負債率都在40%以下，採掘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最低，這是由於前五個行業為固定資產需求很高、經營穩定的傳統行業，因而負債比率也較低。後兩個行業為投資需求較少的服務業，因而負債較低；其他行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介於兩者之間，即在40%-50%之間。可見，各個行業的負債水平都與其行業特徵相一致。各行業負債的相對水平也大都和Bradley等(1984)對美國的研究相一致，但其中公用事業在美國屬管制行業，負債率較高，而中國的水電煤氣生產供應業卻負債率很低，原因可能在於中國這些行業受管制較少而利潤較高，穩定的高利潤使公司負債較少。 不同行業總負債率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在進一步檢驗不同門類總負債率間的差異性時發現，除了農林牧漁業與社會服務業、社會服務業與綜合類、製造業與信息技術業、製造業與社會服務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水供應業與社會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業與社會服務業、信息技術業與綜合類、批發和零售貿易與綜合類、房地產業與綜合類之間的資產負債率之間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以外，其他部門之間的資產負債率均存在顯著性差異。綜上所述，在不同產業結構下、不同財務杠桿下，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差異性顯著。公司所屬行業是決定公司融資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素，產業特徵因素或是行業因素能夠很好的解釋中國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行為。 股權結構因素 上市公司融資不僅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還受公司股權結構的影響。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呈現出以下幾方面特徵：股權結構相當復雜。上市公司的股份除了公開發行與交易的社會公眾股外，還有內資股與外資股，流通股及非流通股，國家股、法人股、內部職工股及轉配股，A股、B股、H股及N股等區分，且呈現同股不同價、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利等狀況。表2顯示，1995-2003年中國流通股占總股本的比重幾乎沒有發生變化，而且還略有下降。在總股本中還有近三分之二的股票不能上市流通，股權過分集中。 我們用上市公司前三大股東持股比率來衡量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情況。表3、表4顯示了1995-2003年間實施配股的上市公司、1998-2003年間實施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狀況以及同期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總體狀況。結果表明：1995-2003年，配股公司前三大股東的持股比率普遍高於上市公司的整體水平，並且大部分配股公司的前三大股東持股比率要高於40%，有的年份的最高值甚至達到90%以上，這表明實施配股的公司的股權集中度相對較高，大股東擁有絕對的控制權。1998-2003年間實施增發新股的上市公司的前三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平均值普遍要高於上市公司的總體水平，顯示出其股權的高度集中，大股東有絕對的控制權，增發流通股對公司的總體控制權影響不大。總之，配股和增發行為與公司的股權集中度也就是股權結構有一定的關聯性，公司的融資決策顯然基本上由大股東操縱。 中國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權結構影響到其融資行為。因為國有股、法人股、社會流通股與外資股各自有著不同的目標函數，故融資方式偏好也不盡相同，進而影響著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國有股股東占控股地位的企業，在進行融資決策時會根據其自身的目標函數來進行。當與其他股東目標函數沖突時，其控股地位使它們常常會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由於國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性，其利益所在不是股票市場價格的上升，而是賬面價值，即每股凈資產，而社會流通股股東只能通過股票市場價格的上漲或股利來獲利。非流通股的轉讓以凈資產為基礎確定，作為第一大股東的政府機構，其目標多重化，行為方式沒有市場化，非流通股股東的財富最大化是以凈資產的大小來衡量的，而發行股票融資的高溢價必然導致凈資產的成倍增加，導致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而債務融資則有定期還本付息的「硬約束」，這將會對它們的經營帶來較大的壓力。因此，國有控股公司對債務融資呈現出較為厭惡的態度，再由於中國上市公司國有控股處於絕對地位，因此上市公司對股權融資的偏好也就不足為奇。 結論與政策建議 股權融資偏好是我國上市公司在其融資過程中受多種因素影響共同作用的非常復雜的綜合結果，影響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制度因素、產業因素及股權結構因素是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產生的最直接，抑或最重要的原因，它們交織在一起，共同驅動了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通過前文分析，我國上市公司存在的強烈股權融資偏好，對公司自身與資本市場產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否定股權融資對上市公司及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更不能因此抑制股票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及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 目前我們所要做的是如何營造一個良好的上市公司融資的內外環境，規范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使其能夠根據自身特點及發展的需要，合理安排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的比例，糾正其不合理的股權融資偏好，將寶貴的股市資金配置到真正需要資金而又能帶來良好效益，同時給投資者以豐厚回報，我們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調整股權結構。這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結構的必要條件。股權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國有股從大多數企業退出或減少，實現股權結構多元化，但是，股權也不能太分散。許多研究已經表明，在類似中國這樣的對投資者的法律保護不健全的國家，股權的適度集中有助於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且股權應該集中在以非國有股權為主的機構投資者手中，並使機構投資者持有的股票能夠流通，這既是中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需要，也符合公司治理機制的效率要求。 第二，完善證券市場退出機制。發揮證券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關鍵是要充分發揮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在證券市場中的作用。上市公司不僅有進，更要有出，通過不斷的吐故納新來優化上市公司的結構，從而發揮其資源配置的作用。 第三，完善投資者結構。與機構投資者相比，個人投資者的力量無法與機構投資者相抗衡。在相關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就會導致機構投資者利用資金優勢和掌握的信息優勢操縱市場價格，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因此，必須努力將中國資本市場改造成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這要求我們進一步提高券商實力、構造多元化的投資基金群體引入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等。 第四，健全法制、法規與政策環境。具體工作包括：完善新股發行、配股及增發規則。如規定參與各方的權利與義務、規定只有發放股利的公司才有資格再融資等；加強信息披露管理。加強信息披露管理，構建信號傳遞機制，是降低融資結構優化成本的有效手段，進一步健全相關法規。現有相關法律法規，由於在制定時的條件所限，所涉及的內容都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徵，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部分條例在新的時期已迫切需要重新修訂。

㈤ 我國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現狀如何

我只能告訴你 我國公司的融資狀況主要依靠的是股權融資，看你的問題下面所寫的內容，似乎要研究的范圍是內源融資與外源融資問題。我認為，我國股市的ipo基本屬於暴利收入，不夠的話還可以選擇再融資，實在沒必要選擇債權融資。至於你所謂的外源，一則本身作為上市公司直接選擇再融資更為合適不必從國外獲得債權融資；二則如果考慮在國外上市的公司，這種公司要麼規模很大，要麼是我們國家給外人做秀，也沒必要一定要在國外上市。綜上所述，我個人認為你要研究融資結構更應該傾向股權融資與債權融資的結構，而不是內與外的區別。我國股市還有很大的能量供我國上市公司攫取。

㈥ 為什麼我國上市公司有股權融資的偏好

基本利弊、風險就是上面所述的財務杠桿和股權結構。

以保守的經營理念來講,債務融資應該是處於股權融資之上。股權融資只會攤薄現有股東的股份。
然而，股權融資為什麼受歡迎，基本原因如下：
1. 在股市熱絡時，可以有大的獲利回收
2. 提高企業的知名度
3. 用股權或股票期權來激勵員工，共勞共利
4. 比借債壓力少，無需逐期還債，現金流量管理也較寬松

其實，債務融資也是企業常用的融資方式，只不過很多此類的融資較少報導，當然其融資方式基本有兩種，一為向商業銀行借貸，二為在金融市場發放債券。

㈦ 上市公司大量融資是好事還是壞事

發行債券，也是一種融資手段。

企業債相對股票來說，需要支付的是一定的利息。債券相對股票也享有優先賠付權利。債券的好處就是公司的股權不受影響。

而如果通過增發股票融資的話，會稀釋原股東的股權。

持股的人跟買不買債券沒有任何關系的。沒人要你必須去買。公司發行債券與股票的聯系不是很緊密，至於影響其實也不是很大——你持有該股票也可以不買債券，對你不會有任何影響。

總的來說，

1、要看該公司發行債券的目的，是為了擴大經營，還是彌補在經營上財務的漏洞。

2、如發的債息低於銀行貸款就是利好，反之就構成壓力。一般來說，能取得發債的公司還是相對優質的公司，在牛市環境下，任何事情都被看成利好。
看怎麼解讀了。一般認為是利好。畢竟沒有增加股本結構。但也有認為利空的。融資都有成本，加大了運營成本，對公司的盈利會有部分影響。 發債目的是償還舊貸款，提高資本充足率。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拆東牆補西牆」。這樣的公司的後續發展應該可見一斑，但短期對公司的幫助還是很正面的，畢竟錢還了！到期債務了了。長期債務又增加了！

㈧ 有沒有我國上市公司因盲目融資，後經營失敗的案例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並購，無論是大魚吃小魚還是快魚吃慢魚，都是企業發展生存的重要手段。在並購活動中，人們卻失去了「理性」，成功率低的並購不斷發生，大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氣概。仔細分析，這種現象並不是缺乏「理性」所致，而是由更高層次的「理性」主導者：成功率低，意味著風險大；而風險大的事，一旦成功其收益也就大；別人不成功，並不意味著我也不成功；昨天不成功，並不意味著今天不成功；權衡之後，還是值得一搏的。企業通過一系列的程序取得了對目標企業的控制權，只是完成了並購目標的一半。要想真正實現企業的目標，在收購完成後，必須對目標企業進行整合。現結合企業並購的實例，分析一下並購最終失敗的原因。
一、 並購後不能很好地進行企業整合
企業完成並購後面臨著戰略、組織、制度、業務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整合。其中，企業文化的整合是最基本、最核心，也是最困難的工作。
通過並購得到迅速發展的海爾集團提出自己的經驗：在並購時，首先去的地方不應是財務部門，而應是被並購企業的企業文化中心。
如果並購企業與被並購企業在企業文化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企業並購以後，被並購企業的員工不喜歡並購企業的管理作風，並購後的企業便很難管理，而且會嚴重影響企業效益。
2004年1月，TCL並購法國湯姆遜公司，組建TTE公司，共同開發、生產及銷售彩電及其相關產品和服務。2004年4月，TCL並購法國阿爾卡特，組建手機合資公司T&A。
然而並購未能達到TCL預期綜合效益提高的目標，相反TCL集團2004年的凈利潤減少了一半，直接導致集團虧損的就是TTE和T&A的不良業績。
TCL文化的一大特色是――諸侯分權。李東生向來習慣於分權，他看中業績，很少過問各子公司的管理細節。所以TCL注重迅速採取行動，員工加班加點是正常現象。這種「分權」文化造就了TCL昔日的繁榮。而在湯姆遜，受法國文化影響，員工注重生活品質，重視閑暇時間，認為該工作就工作，該休息就休息。據稱李東生在法國時曾在一個周末召開會議，卻發現所有的人都關閉手機。李東生對此感到不可思議！
存在文化差異下的「諸侯分權」帶來的後果：對湯姆遜大量職位進行調整，由TCL派人員擔任主要職位，導致被下調的原法國管理人員高度不滿。2004年底到2005年3月份，法國員工的高層經理基本離職，市場和銷售的一線經理也相繼離職，TCL陷入空前困境。
2004年，聯想集團宣布以12.5億美元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在並購的3年時間里，聯想的銷售額逐步增加。2008年，聯想業績出現明顯下滑，利潤出現大幅虧損。截止2009年3月31日，其營業收入149億美元，同比下滑8.9%，凈虧損2.26億美元。2009年初，聯想進行人事調整，用純中國團隊經營海外市場，聯想前期聘用的很多海外人才相繼離職，這顯示出聯想跨國並購後企業文化面臨較大沖突。遭遇「文化門」的上海雙龍聯姻也是如此。
二、決策不當的並購
企業在並購前，或者沒有認真的分析目標企業的潛在成本和效益，過於草率地並購，結果無法對被並購企業進行合理的管理；或者高估並購後所帶來的潛在的經濟效益，高估自己對被並購企業的管理能力，結果遭到失敗。
2001年德國安聯保險集團並購德國第三大銀行德累斯銀行。安聯以240億歐元收購了德累斯銀行大部分股份，使其資產達到了1萬億歐元。兼並德累斯後，安聯無可奈何地發現，銀行經營風險對自己來說是一個全新課題。德累斯銀行所借貸的許多小公司在當時不景氣的國際環境下憤憤宣告破產，安聯保險不得不用其自有資金去彌補銀行經營中的虧損，從而導致自有資本金下降，信用等級隨之下調。另外，分屬於保險和銀行兩類客戶互相滲透的方式也沒有得到德國法律的支持。
讓諾勒悔之晚矣的是，本來擁有龐大資產傳動裝置的安聯集團，在並購之後將其30%都用做資產投資，而另外大部分資金更是花在了流通渠道等的建立上，這樣，一旦市場不景氣，可支配的資金便捉襟見肘，根本無法抵禦重創。2002年，安聯集團共虧損25億歐元，其中9.72億歐元來自德累斯頓銀行。盡管前9個月售出的51億份養老金保險合同中，只有7.4萬份是通過德累斯頓銀行出售的。由於德累斯銀行的持續虧損，安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沒有經過仔細考慮的跨行業兼並，就如同不合胃口的菜餚一樣，消化能力跟公司的規模乃至決心有時並不成正比。
三、支付過高的並購費用
當企業想以收購股票的方式並購上市公司時，對方往往會抬高股票價格，尤其是在被收購公司拒絕被收購時，會為收購企業設置種種障礙，增加收購的代價。
海爾收購美泰，從美國最大的白色http://www.zhao-kao.com/2-xiangmuguanli家電製造商惠而浦加入美泰競購戰，提出13.5億美元的收購價格後，價格就開始不斷攀升。海爾選擇了退出。惠而浦先後三次提高收購價格，最終以總報價23億美元得到美泰的肯定。
實例不勝枚舉，近幾年從2009年，中鋁與澳大利亞力拓的195億美元「世紀大交易」失敗。2010年，騰訊競購全球即時通訊工具鼻祖ICQ失敗。2010年，華為競購摩托羅拉業務失敗，被諾基亞西門子公司以低於華為報價的12億美元收購成功。2010年，四川騰中重工收購悍馬失敗。2011年，上海光明食品收購美國健安喜股權和收購法國優諾公司股權案均無疾而終。無不警示我們：並購風險很大，我們應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