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韋爾為新三板ipo開拓新路

Ⅰ 億緯鋰能上半年凈利潤同比降近三成，這次是電子煙拖了後腿

億緯鋰能（300014.SZ）8月24日晚間發布的半年業績報告顯示，這家盈利狀況一向不錯的動力電池企業上半年凈利潤同比降了近三成。

上半年，億緯鋰能實現營業收入為31.76億元，同比增長25.55%；凈利潤3.63億元，同比下降27.43%。

億緯鋰能稱，凈利潤同比降近三成，是受到參股公司思摩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下稱思摩爾國際，06969.HK）非經常性和非現金項目計提的影響。

該計提拉低了億緯鋰能4.53億元盈利額。

在不考慮上述計提的假設條件下，億緯鋰能的凈利潤為8.16億元，比上年同期上漲63.08%。

思摩爾國際的前身是深圳麥克韋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麥克韋爾）。該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煙生產商之一。

麥克韋爾在2014年被億緯鋰能並購之後，自2015年12月在新三板掛牌上市，成為新三板第一支收益率超10倍的股票。

逐年翻倍的盈利，使得麥克韋爾成為億緯鋰能名副其實的現金奶牛。

根據財報，2019年，億緯鋰能6.05億元的利潤總額中，約一半來自麥克韋爾。

2019年6月，麥克韋爾在新三板退市，並於2019年12月19日向港交所遞交招股書，於今年7月10日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更名為思摩爾國際。

億緯鋰能不再直接持有思摩爾國際股權，但仍將通過子公司間接持股的方式，繼續享有思摩爾國際37.55%的權益。

思摩爾國際轉戰港股，在首次公開發售前，需要支付一些上市開支。

此外，金融工具公平價值變動也對思摩爾國際的收益造成了減損。

思摩爾國際認為，這些均屬於非經常性及非現金性質。

如果不剔除上述非經常性及非現金性質項目的影響，上半年思摩爾國際凈利潤為7666.1萬元，同比下降約92%；若剔除非經常性及非現金性質項目，上半年該公司盈利13.08億元，同比增40.4%。

成立於2001年的億緯鋰能，主營業務為消費電池和動力電池。

其消費電池今年上半年收入為18.15億元，同比增長7.24%，主要生產智能表計、藍牙TWS（真無線耳機）豆式電池，占總營收比重為57%；動力電池上半年收入為13.61億元，同比增長62.59%，主要得益於軟包三元電池海外銷售快速增長，在總營收中佔比約為43%。

億緯鋰能自2014年起開始布局動力電池，最早的技術路線是三元圓柱電池和方形磷酸鐵鋰電池，後將三元路線從圓柱切換至方形與軟包電池，獲得戴姆勒、現代起亞等一線車企訂單。

億緯鋰能目前有十個主要在建項目，總預算投入125億元，包括面向TWS應用的豆式鋰離子電池項目、荊門億緯創能儲能動力鋰離子電池項目、自製鋰電池生產設備等。

前7月，億緯鋰能以0.441 GWh的裝機量排名國內第六。

截止當日收盤，億緯鋰能每股收報53.88元，較前一交易日上漲2.36%。

Ⅱ 好萊塢電影的發展歷史

1853年，好萊塢只有一棟房子。

1870年，這里已成為一片興旺的農田。

1886年，從房地產生意發財的富商哈維·亨德申·韋爾考克斯在這里買下了0.6平方公里的土地。好萊塢這個名字來自英語的「holly」（冬青）。韋爾考克斯的夫人一次旅行時，聽到她旁邊的一個人說她來自俄亥俄州的一個叫做好萊塢的地方。她很喜歡這個名字，回到加州後就將她丈夫的農庄改稱為好萊塢了。韋爾考克斯計劃在這里建造一座小城。

1887年2月1日他在地區政府正式注冊此名。在他夫人的幫助下他鋪設了今天的好萊塢大街做為城市的主街，在這條大街和其它大街的兩旁種了胡椒樹並開始出售產權。他的夫人募資建了兩座教堂、一座學校和一座圖書館。為了使好萊塢名符其實，他們還進口了一些英國冬青，但這些植物在加州的氣候下沒有存活很久。

1900年，好萊塢已經有一間郵局、一家報社、一座旅館和兩個市場，其居民數為500人。10萬人口的洛杉磯位於市東11公里處。在好萊塢和洛杉磯間有一條單軌的有軌電車，但這輛電車的運行不準時，每程時間為兩小時。

1902年，今日著名的好萊塢酒店的第一部分開業。

1903年，好萊塢成為一個鎮。當年下的兩個命令是：除葯店外其他商店禁酒，以及不準在街上驅趕數量多於200的牛群。

1904年，一條新的被稱為好萊塢大街的有軌電車開業，使好萊塢與洛杉磯間的往返時間大大縮短。

1910年，好萊塢的居民投票決定加入洛杉磯。原因是這樣他們可以通過洛杉磯取得足夠的飲水和獲得排水設施。

1960年，女演員喬安娜·伍德沃德得到了第一顆星的殊榮。

1985年，好萊塢的商業和娛樂區被正式列入美國受保護的歷史性建築名單。

1999年，洛杉磯的地鐵開通到了好萊塢。

2001年，柯達劇院(Kodak Theatre)在Highland大道開業，成為奧斯卡獎頒獎禮新的舉辦場所。

2002年，一些好萊塢居民發動了一個讓好萊塢自主獨立，不再是洛杉磯一部分的運動。好萊塢市政府決定讓所有洛杉磯居民投票表決。獨立運動被以絕大多數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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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工業——

20世紀初，紐約和新澤西的電影公司開始遷向加州，原因是這里的天氣好，日照時間長。雖然當時已經有電燈了，但當時的電燈還不夠亮，當時最好的光源是陽光。除此之外，加州視野寬廣，有各種不同的自然風景。此外當時托馬斯·愛迪生持有電影的專利，而加州離新澤西非常遠，因此愛迪生很難在這里控制他的專利權。

在美國東岸，獨立的電影公司經常被愛迪生和他的代理人訴訟。在遙遠的加州沒有那麼多愛迪生的部下。即使他派人來加州，他的人往往比其消息來的晚，這樣一來這里的電影製造商就可以及時躲到附近的墨西哥去了。

1911年第一個電影工作室在好萊塢開業，同年已有15個其它的工作室在這里定居，成千上萬的夢幻製造者緊隨而至。

1923年，今天成為好萊塢象徵之一的白色大字「HOLLYWOOD」被樹立在好萊塢後的山坡上，本來這個字後面還有「LAND」四個字母，是一家建築廠商為了推銷新建好的的住宅社區設置的廣告看板。但它們被樹立起來以後就沒有人去管它們，以致漸漸荒廢。

一直到1949年，好萊塢商會將後面的四個字母去掉，並將其它字母修復。這個招牌今天受到商標保護，沒有經過好萊塢商會的同意，無人有權使用它。

1929年5月16日，奧斯卡金像獎第一次頒發，當時的門票是十美元，共有兩百五十人參加。

Ⅲ 麥克韋爾為什麼退市

得到良好的發展。2022年3月25日，麥克韋爾出於資本考慮和業務發展考慮，將從新三板退市轉板其他交易所。為了讓麥克韋爾實現從新三板退市並沖擊IPO，根據證監會規定，麥克韋爾退市。

Ⅳ 關於傳播學的起源或者流派 現在國際上有什麼爭議

傳播學誕生於美國，美國的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探索傳播理論，並提出了種類繁多的傳播模式，諸如以文字、圖形和數學公式等表述的各種模式。傳播學家運用不同的模式來解釋信息傳播的機制、傳播的本質，提示傳播過程與傳播效果，預測未來傳播的形勢和結構等。一般認為，傳播學的奠基人有五位：
1、 Harold Dwight Lasswell， 拉斯韋爾(1902-1980) 是美國現代政治科學的創始人之一。提出了著名的傳播學5w模式
2、 Kurt Lewin，盧音（1890-1947）德國猶太人。提出了信息傳播中的「把關人」的概念。
3、 Carl Hovland，霍夫蘭（1921-1961）耶魯大學的實驗心理學教授。把心理學實驗方法引入了傳播學領域，並揭示了傳播效果形成的條件和復雜性。
4、 Paul F.Lazarsfeld，拉扎斯菲爾德（1901-1976）奧地利籍猶太人。羅傑斯指出，拉扎斯菲爾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的把傳播學引向了經驗性研究的方向。
5、 Wilbur Schramm，施拉姆（1907-1988）美國人，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傳播學研究所，，主編了第一批德傳播學教材。開辟了如：電視對少年兒童的影響等幾個新的研究領域。他被認為是集大成者。
之所以起源於美國，是因為20世紀上半頁，歐亞大陸連續遭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禍害，而美國由於其獨特的地理優勢，成為眾多科學家的避風港。而且，美國本身由於本土未遭破壞，技術的發明與應用一直持領先地位。比如：1920年匹茲堡無線電視台的開業，1926年，全美廣播公司NBC的成立等等。
從社會狀況來說，美國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中有著高度重視大眾傳媒的傳統，在政治機制中大眾媒介是與立法機構、政府機構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報紙曾被稱為第二國會。
從學術傳統來看，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盛行，學術研究特別強調解決實際問題。大量的實用信息為人們所用，方便了人們的生活、工作和社會的運行。但是也有大批的商業推銷政治宣傳欺騙、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這些問題或是潛在問題就成了美國學術界必須面對、必須研究的課題。
以上條件，都決定了傳播學起源於美國。
傳播學在美國問世後，很快傳到西歐和日本。英國的傳播學研究從60年代開始蓬勃興起，在方法論上可分為四大學派：以麥奎爾為首的社會學派；以霍洛倫為代表的社會心理學牌；以奇斯曼和迦納姆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牌；以利茲大學電視研究中心為代表的職能學派。日本的傳播學研究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兩大特點：一是沿襲外國主要是美國的理論體系，並著重發展了強調受眾有權直接參加傳播過程的社會參與論；二是實踐優先於理論。蘇聯自60年代起，開始重視研究傳播學理論。蘇聯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分別提出了各自的 傳播模式，較著名的有菲爾索夫傳播模式和阿列克謝耶夫傳播模式。
應當看到，西方傳播學者在研究中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比如，他們不適當地把傳播放到人類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認識，從而排斥了人類的生產能力這一主要標志；他們把傳播行為的發生和發展分別歸之於人的本能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把他們和社會生產方式聯系起來予以考察；在研究傳播事業的社會控制時，又往往不能徹底揭示社會內部的深刻矛盾等等。

傳播學誕生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是在借鑒三論（資訊理論、控制論和系統論），以及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學科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發展至今，傳播學研究可以劃分為三大基礎學派：控制論學派、經驗功能學派和結構主義符號學派。控制論學派看重人機交流的理性功能設計，經驗功能學派出於既定的政治和經濟目的考察對大眾的勸說和暗示，結構主義符號學則探索符號—認識—權力之間的相互運作。

一、經驗功能學派：

把媒介看成現代民主的新工具和社會調整的決定性機制，從而成為一種鼓吹西方社會制度價值和現存事物狀態的再生產的理論，被稱為「管理研究」。

注重定量分析，主要採用田野調查、實驗室觀察等方式進行研究。

以美國的研究為代表，強調傳播媒介及結構只是眾多單元之一。它們與社會上其它單元如政治及經濟系統，各為自身的利益而聯盟或抗爭。傳媒因應不同的社會條件及狀況而發揮不同的功能。認為現代社會是多元社會，沒有一個社會單元可獨占所有資源或權力。有些時候政治系統可能占優，但有時經濟作用卻是最重要的。多元社會的特徵是出現眾多不同的利益團體，其中包括傳媒。這些團體在爭取自己利益之時，形成一個包容、協商及自由的社會。在多元社會里，傳媒並非單單是統治者的工具，它們也有其它的功能。「媒介效果」的研究是這個學派的中心課題。

功能分析學派根據拉斯韋爾的5W模式，將傳播學研究分為控制研究（who）、內容研究（what）、媒介分析（in which channel）、受眾研究（to whom）和效果研究（with what effect）五個領域，其中，又以效果研究為重中之重。

1、控制研究：

（1）把關人研究

（2）施拉姆等人《報刊的四種理論》，大力宣揚「報刊的社會責任理論」。

2、內容研究：易讀性測量

3、媒介分析：

（1）媒介類型分析

（2）

4、受眾研究

5、效果研究：

（1）20世紀20年代-30年代，魔彈論，又稱皮下注射論，強調傳播（宣傳）的絕對效果，受眾就像應聲而倒的靶子。

（2）20世紀40-50年代，有限效果論，

（3）20世紀60年代之後，適度效果論和強效果論。

二、結構主義-符號學派：

結構主義符號學派，一般被稱為批判學派，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在歐洲興起的傳播學流派，旨在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作出反省及批判。批判學派主要由法蘭克福學派、文化研究學派、政治經濟學派和文化帝國主義研究組成。批判學派的關注點是資本主義社會里訊息的生產、分銷及消費過程，研究重點是傳播如何配合資本主義的延續、再生及擴大。批判學者關注的不僅是傳媒的運作，更重要的是它們對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階級及霸權文化 (Hegemonic Culture) 等的影響。這一派認為現時的社會是階級社會，任何傳播研究不能離開階級分析。如我國學者陳衛星所說，批判學派的西方學者最嚴肅地批評資本主義的巿場邏輯和霸權主義的強權政治，揭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傳播不平等現象。

（一）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學派關注國家主義和資本勢力語境中的媒介權力問題，揭露大眾傳播媒介及其所製造的「文化工業」是如何作為幫凶為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服務的本質。按照理查德·約翰生的說法：法蘭克福學派注重「對大眾傳媒的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病理學的宏大批判」。

法蘭克福學派通過發現「文化工業」，關注文化領域的異化現象，認識到「大眾文化」不過是一個奴役人、壓迫人、束縛人的東西，是一種精神的枷鎖和文化的鴉片。文化工業是打著文化標簽的工業，是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工業化為模式、以贏利化為目的的工業，而不是為生命賦予意義、為精神提供家園的文化。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里，這種文化工業扮演了高度控制性的角色，成為束縛人的精神桎梏。

代表人物：

1、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揭示統治階級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壓迫、愚弄民眾的真相，無情地鞭撻作為虛假意識形態幫凶的大眾傳媒，實際上是對統治階級濫用媒介權力的批判。

2、馬爾庫塞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文化通過大眾傳媒的傳播而導致了一種單向度文化的產生，這種媒介文化象巫術一樣被硬塞進人們的頭腦中，造成的卻是民眾精神的壓抑。

3、哈貝馬斯把大眾傳播媒介看作為一種公共領域，但是這個理應發揮公共性功能的領域卻被國家主義和資本勢力所盤踞，於是，大眾傳媒具有了雙重身份，既是國家意識形態工具，又是文化產業，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二）文化研究學派

文化研究學派興起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克服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悲觀主義傾向，其視野中的媒介權力，則變成了一種意義和快感的經濟學，關注的是媒介文本意義產生的要素及其受眾對媒介文本的能動解讀能力。

代表人物：

1、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1961），他指出了文化的雙重含義：一是作為生活方式的文化；二是作為批判標準的文化，即人類最優秀的思想和藝術經典。顯然，是前一種定義使媒介文化研究成為可能。

威廉斯在《漫長的革命》（1965）中指出，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發生在經濟、政治、文化三領域的彼此聯系的變化進程的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解放出來的生產力和人類的交流本性之間的矛盾。勞資關系的再生產阻礙了民眾學習和創造文化的機會。而在威廉斯看來，解放文化的主要力量——工人階級，已經被資本主義制度所容納了。資本主義的主導價值觀，是竭力提倡一種膚淺的虛假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化要麼把嚴肅藝術邊緣化，要麼就使之成為僅僅屬於上層階級的精英文化。

在1965年的《傳播學》一書中，提出要對社會的傳播體制進行改革，為言論的自由、開放、真實創造條件。為此，威廉斯簡要概括了4種傳播體制：

（1）專制式體制簡單地傳達統治集團的各種指令；

（2）家長式體制意在保護和引導，而不是為了維護統治；

（3）商業式體制提供了相當程度的自由，但混淆了對民主的需求和對商品的需求，並排斥了不能快速銷售的文化商品。

（4）威廉斯理想中的民主模式要求大眾傳播媒介擺脫商業式體制和家長式體制，只有從政府和市場中分離出來的大眾傳播媒介才能為文化做出貢獻。

威廉斯的後期作品提出了文化唯物主義的理論，改寫了傳統馬克思主義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威廉斯拒絕把上層建築看作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從而轉向了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理論。在《馬克思主義和文學》一書中，威廉斯把霸權定義為統治階級製造「共識」的連續文化過程，是3種文化過程的結合體：傳統、體制（教育和大眾傳播等）、各種對抗形態。其中，各種對抗形態雖然表現為具有對抗性，但卻再次肯定了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威廉斯將他的文化唯物主義運用於電視的分析。電視之所以占據了文化生活的中心，是因為私人資本的利益支配了傳播技術的發展。電視成為消遣的途徑，而不是批判的論壇。因此，在威廉斯看來，離開了決定電視發展的社會物質關系而單獨研究傳播「效果」的「科學」探索是註定要失敗的！

2、霍爾在阿爾杜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基礎上，指出：大眾傳媒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意識形態機器。媒介是一個「場」，裡面存在著差異和斗爭，是統治階級為獲得意識形態霸權的努力與被統治階級對霸權的抵抗共同組成的。進一步地，霍爾提出了編碼/解碼的三種方式：

（1）以霸權為主導的解碼，受眾（解碼者）以編碼者預設的意義來解讀訊息；

（2）協商式的解讀，解碼者和訊息編碼進行微妙的討價還價；

（3）對抗式的解讀，與文本（編碼者）的願望格格不入。

3、戴維·莫利對電視觀眾的研究；

（1）對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的質疑：首先，與其說存在著主導性解碼，不如說信息內容受制於編碼者有意識的意圖。第二，與其說存在著三種彼此不連續的解碼模式，不如說存在著一條連續的意義的「輸送帶」。第三，如果文本和受眾沒有產生共鳴，其意義就會被忽視。最後，單一性、封閉性的各種敘事文本的主導意義容易被覺察，肥皂劇等開放性文本可能產生抵抗主導意義的闡釋。

（2）對性別化的家庭收視模式的研究，對家庭（私人領域）的不平等關系與受眾的解碼策略的關系進行了研究。

4、費斯克更是把大眾對媒介權力的抵制行為揭示得淋漓盡致，甚至提出了民眾進行微觀政治實踐的潛能。在費斯克看來，社會權力和符號權力是相對獨立存在的，民眾雖然對社會權力束手無策，但是民眾可以充分利用符號權力，通過對抗性的解碼實踐顛覆統治階級的文化領導權，進而達到「人的全面和自由發展」，這種曲折達到目標的方式無論如何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費斯克在1987年《電視文化》一書中提出電視文本是開放的，是「生產者性文本」（the procerly text）的觀念。生產性文本和生產性受眾猶如一枚貨幣的兩面，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受眾是意義的生產者，受眾能夠根據自己的社會經驗重新解讀文本，生產出自己的文化。受眾的閱讀行為是「在已有的文化知識與文本之間建立聯系」。 受眾的從屬地位意味著他們不能創造大眾文化的資源，但他們確實從那些資源中創造了他們的文化。在費氏看來，受眾面臨著雙重壓迫，一方面是來自自上而下的同質力量，比如傳播者的意願、意識形態的控制等等，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多樣化力量。

（三）政治經濟學派

政治經濟學派從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發，強調社會結構及生產力對傳播活動的影響，從媒體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入手分析，認為大眾傳媒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部門，統治階級獲取了對知識、信息和社會形象傳播的控制權，因此他們要通過媒體來保障利益和帶來這種利益的社會制度。他們的研究視角又可以劃分為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制度經濟學三大類型。

1、G·默多克(G.Murdock)

2、P·戈爾丁(P.Golding)

3、J·哈洛倫(J.Halloran)

4、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媒介小組」

格拉斯哥大學媒介小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對電視新聞中的偏見問題所進行的了研究。得出結論：電視被中產階級出身的媒介工作人員把持，所以重演著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小組認為，1975年前22個星期的產業電視新聞在3方面存在著偏見：（1）罷工報道和實際罷工的情況不一致，汽車工人的罷工報道得就比煤礦工人的罷工多；（2）罷工從來就得不到正確的解釋，工人永遠是錯的；（3）工人階級的意見被排斥在大眾傳媒之外。而1982年福克蘭群島戰爭的報道集中於士兵妻子的感受，抑制了反對國家政策的意見。

（四）文化帝國主義：

文化帝國主義(或曰媒介帝國主義)，從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的視野上，探究西方(特別是美國)傳媒運作及其產品對世界格局和人類命運的影響。隨著全球化的升溫，這方面的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對美國電視連續劇《豪門恩怨》(Dallas)的研究，A·多爾夫曼(A.Dorfman)與A·馬特拉特(A.Matterlart)對美國動畫片唐老鴨的解讀，都是這類研究的範例。至於英國Nottingham Trent大學的J·湯林森以此為題所做的博士論文《文化帝國主義》(1991年)，雖然是操持經驗學派的立場而辯駁文化帝國主義的立論，但由於其資料的翔實和論述的細密而不失為可資參考的力作。

1、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H.I.Schiller)。席勒自60年代末在經驗學派的大本營異軍突起以來，一直被視為批判學派的巨擘，他對美國傳媒的揭露與批判向以犀利無情著稱。

（1）1969年出版的《大眾傳播與美國帝國》(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本書對美國大眾傳播的結構、政策及其在政治經濟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批判性的論述，堪稱第一份全面而細致的研究。在這部書里，席勒以阿明、華勒斯坦、弗蘭克(其最新著作《白銀資本》是一部發聾振聵、不可多得的批判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論」為據，著重探討了他所說的「軍界—企業界聯合體「(military�instrial complex)，分析了由政府、軍界和民間企業一同構成的這個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如何促成美國大眾傳播勢力的凌駕全球，又如何導致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文化主權的喪失。

（2）此後，他的幾部著作如《思想管理者》(1973)、《傳播與文化支配》(1976)等，基本上都延續這一思路，圍繞甚囂塵上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世界傳播不平衡格局而展開論爭，其不屈不撓的身影和充滿熱情與理想的精神，在北美的主流學術界恰似那位與風車搏鬥的英勇騎士唐吉訶德。正是在《傳播與文化支配》一書中，席勒第一次提出並闡釋了「文化帝國主義」這個概念：文化帝國主義是許多過程的總和。經過這些過程，某個社會被吸納進入現代世界體系之內，而該社會的主控階層被吸引、脅迫、強制，有時候是被賄賂了，以至於他們塑造出的社會機構制度符應於，甚至是促進了世界體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據支配地位之國家的種種價值觀與結構。

（3）20世紀80年代之後，隨著各種新傳播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多媒體、互聯網、信息高速公路的興起，席勒又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各種天花亂墜的時髦理論包括全球化。因為，這些理論無不宣稱，新傳播技術將為全球人類帶來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而席勒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互聯網迅速擴張之時，由跨國公司和市場邏輯所支配的權力關系不僅絲毫沒有改變，而且進一步加劇了原已極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與文化秩序，包括信息與傳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網路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種話語，如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

（五）符號學派

從研究傳播符號來審視傳播。

1、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認為，概念、詞句在不斷的復制、重組過程中貫穿著意識形態（這里指人們有意無意中共同接受的規范、傳統和對社會關系的認識）。媒介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一，促使人們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動，使話語的統治權力合法化。

2、法國結構主義思想家巴爾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以對符號的研究，體現了這種泛意識形態的觀點。他以報刊上的照片為例，諸如一位穿著法國軍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國國旗敬禮、一位法國將軍向獨臂的塞內加爾人授勛、一位修女將杯子遞給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長給一群神情專注的黑人小孩上課，等等，都明顯地帶有意識形態。他稱被符號固定了的內涵為「神話」，而符號學就是要「去神話」，揭示符號的實質意義。

3、文化的宏觀表現形式也可以理解為廣義的符號。法國學者福柯（Michel Foucalt，1926－1984）在一系列文化符號學著作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任何權力的行使，都離不開知識的提取、佔有、分配與保留。通過知識的製造和傳播，獲得了行使權力的權利。因而權力是具有說服效力的，人類科學產生出的知識和真理，在某種意義上是與權力聯系在一起的。這里的「權力」是指廣義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傳播中體現的權力與日常生活共存。傳播的話語規則體現了話語的社會結構，表明誰可以講話，可以講多少，可以講什麼，以及在什麼場合講。只要我們想想人們對於電視「上鏡」的嚮往，對於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說「傳播」是「權力認可的儀式」了。

4、荷蘭符號學家梵·迪克（Teun van Dijk,1943-），對「新聞」這種傳媒上最常見的信息進行了文本分析和語境分析，試圖說明新聞的深層「意識形態」成份。新聞話語的多層級結構特徵，決定了受眾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結構所提供的解釋框架，其他的解釋框架，會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釋中。他指出：記者在以職業的新聞價值標准製作新聞時，實際上不斷復制著社會的話語，無形中將與事實相關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價值觀內涵其中了。 「我們的新聞、新聞製作和報紙已深深地被他們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聞而編織的那張網所束縛住了。」

但是，批判學派固有的「只破不立」的立場，使得傳播學批判研究流派更像是一種社會思潮，一劑清新劑。

三、控制學派

技術控制論學派的理論中，控制論思想起著核心作用。控制論重視的是原因對結果的決定作用。技術控制學派關注媒介本身及媒介形態變化如何影響人和社會的發展。

1、維納：控制論

維納寫道：「只能通過消息的研究和社會傳播設備的研究來理解社會。」[6]他把傳播看作是社會的神經系統，一種結果的原因。從一個人到一個社會都是一種系統，系統的存在和維系，在於信息的流動。他用「反饋」的概念說明信息流動的特點，即通過不斷的信息「接受－反饋－接受」調整自身，保持人或社會的存在與發展。如果一個系統與其外在環境不能或很少發生交換關系，這個系統就可能處在內部混亂、解體的境地。因而，開放的系統肯定有積極的信息交換，不斷注入原來沒有儲備的信息。他的這個觀點補充了申農傳播模式所缺少的「反饋」這一環節。他採用了德國物理學家克勞修斯（Rudolph Clausius）研究熱力學時提出的「熵」的概念。熵，表現為自然的冗餘、信息的丟失、噪音、誤差或失真。只有通過信息的交流，獲得負熵，消除無序，才能夠克服熵的破壞趨勢。因而，熵是對一個系統的信息組織水平的度量標准。

控制論的另一個概念是「系統平衡」。如果一個系統由於環境變化而導致正常狀態的嚴重偏離，那麼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對一個社會而言，社會反饋是社會控制的要義。傾向於穩定的社會其實正是信息交流豐富的社會。這里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傳播者要對反饋做出積極的反應和調整，任何管理程序都包括這種不斷的反映和調整。「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馬特拉在描述控制論對信息的認識時寫道：「信息必須能夠流通。信息社會只有在信息交換無障礙的情況下才能存在。這個定義與禁止或保密、接近信息的不平等，或把它變成商品，都是不相容的。」

2、申農：資訊理論

1949年，申農（Claude Shannon，1916－2001）在他的論文《通訊的數學理論》中，論證當時美國正在試驗的計算機原理。這篇論文被視為資訊理論的奠基之作。他從通信的角度定義傳播，寫道：「通訊的基本問題是通信的一端精確地或近似地復現另一端所挑選的消息。」通信的數學理論對於從精確科學向傳播學領域的模式轉型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從通信的角度定義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夠用來消除或減少不確定性的東西。他為此提出一個機器對機器或人－機－人通信的傳播模式，即著名的從信源到信宿的「五W＋噪音傳播模式」。
3、系統論最早是由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gffy，1901－1972）提出的。正是系統論給予了控制論和資訊理論以整體大於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把研究對象視為有動態反應的整體。找尋一種從整體上的理解，比僅僅從物理或智力現象上簡單分解更重要。在政治傳播、國際傳播研究中，系統論思想發揮了顯著的整合傳播現象的作用。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索勒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通過分析有線電視技術對組織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進一步發展了系統理論
4、加拿大學者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他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帕克曾是他的老師。他在1950、1951年出版的兩本著作《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採用經濟史和文明史的角度，從縱向的歷史談到橫向的現實，反復論證了一個基本觀點：一種新的媒介（包括廣義的語言、文字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的文明的產生。[10]他把傳播技術視為政治和經濟進步的基礎。第一次從傳播媒介技術形態的角度研究傳播現象。
5、麥克盧漢學派

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風靡歐美，他的主要學術貢獻有三點：第一，提出了傳播中最本質的事情是媒介自身；第二，把技術決定論的思想運用到社會的文化分析上；第三，有一種美國式人道主義標記的樂觀主義，這主要是「地球村」的概念。
6、美國學者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1985年的著作《消失的地域》，通過研究電視這種媒介形態，論證了媒介本身如何成為一種環境。例如在電視新聞中「現場」看到刺殺總統的畫面、在娛樂節目中看到「現場」采訪的某一名人，從而改變了每個人的「親身參與」對於經歷社會事件的重要程度，人們下意識地受到傳媒所建構的情境的影響。他寫道：「電子媒介將許多不同類型的人帶到相同的『地方』，於是許多從前不同的社會角色特點變得模糊了。由此可見電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過內容來影響我們，而是通過改變社會生活的『場景地理』來產生影響。」對於公眾來說，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或嚮往的名人，自己處在什麼地點已經不重要了。

7、被稱為「媒介哲學家」的美國學者利文森（Paul Levinso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軟邊緣》中，多少使傳播技術決定論的觀點走向折中。他認為：「人類發明的所有信息技術，沒有任何一種技術能夠和我們人類基本要素的語言中心相提並論，除非它是對語言的超越和通過某種方式所進行的替代。但是，這些技術還是在有限的層次上對我們的生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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